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做出的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近年来，随着有关西路军的历史文献大量公布，西路军问题的真相日益明朗。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研究员郝成铭收集到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前后及其改称西路军西征河西期间,中央、军委及红军领导人有关西路军的电报230余件，其中张国焘署名的24件。这些文献显示，西路军的形成是与中共中央关于“打通国际路线”的重大战略决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没有多少关系。 >>1956年，王明（1904－1974年）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丁晓平，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了一批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 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详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 党史人物研究新考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很多已有结论或定论的问题，有了新看法、新解释；以往少为人知的重要党史人物，逐渐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也得到了客观的评价。本文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三位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瞿秋白：对其历史贡献挖掘更多 瞿秋白（1899－1935年）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英年早逝，在生前死后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对瞿秋白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瞿秋白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做出的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7日，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和4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计划。此后，各地武装暴动蜂起，中国革命进入瞿秋白所说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 暴动之初，党中央的设想是：通过暴动，夺取县城、省城，推翻当地反动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现实，使这样的计划很难实现，各地武装暴动大都遭到了失败。一些以攻取城市为目标的暴动武装，在暴动失败后，开始转向农村去创造“割据”的局面。 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文章虽然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仍然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但它把农民暴动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地域”（即党史与党的文件普遍使用的“创造割据局面”）紧密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工农武装暴动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此后，在1927年末至1928年上半年，身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一系列文件和报告中，又多次对“割据”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些观点可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初期形态。尽管这些观点也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当时全党共同探索的成果，但从所论问题的原创性、主导性和对全党的影响来说，代表者无疑是瞿秋白。瞿秋白和党中央的这些观点，对六大后毛泽东创建完整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

“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全党党员人数由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消弱，工农运动走向低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有些同志甚至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红旗还能打多久，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以及同年11月25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回答，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为纪念这位国学大师，写下了《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口号迅速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极为热衷的座右铭。 　　陈寅恪这篇碑文，概括了王国维先生的文化人格，同时也是陈寅恪自己思想的集中表达，以其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了《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从此，这句口号成为红军游击战术最根本的精髓。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初对于上井冈山，党内有非议；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回答。 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作者注）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作者注）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些主客观条件是：（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继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如１９２８年１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等等，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井冈山地区带来崭新的面貌。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开展土地革命，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是通过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是，就全党来说，这时还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八七会议后，党要求各地通过暴动建立的革命政权，是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模式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自然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但是，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蒋介石集团并非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他认为，在根据地内，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为此，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案。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其一，要重视工农兵代表会。他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建立了，但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工农兵代表会。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同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的影响在群众中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不干净，因而也就不习惯新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加强代表会的建设。其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指出，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从而造成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民主政权思想，是对党正在探索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局限。这些都为以后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