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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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tribute to literary master
A play comprising five short stories by Lao She returns to Beijing after its recent two-month nationwide tour. Chen Nan reports. Chen Nan Theater director Lin Zhaohua met Shu Yi, the son of novelist and playwright Lao She (1899-1966), after Lin premiered his play Hamlet, adapted from William Shakespeare's work, in October 2008. While congratulating Lin on his take on the classic, Shu talked about commemorating his father's 110th birth anniversary. Every year, commemorative programs, like staging plays written by Lao She－which include Teahouse, Rickshaw Boy,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and The Peking Man－are held to pay tribute to Lao She,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Shu Qingchu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literary giants of the country, Lao She is noted for his works with a strong Beijing flavor and a vivid depiction of human nature. However, both Lin and Shu Y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So, they decided to produce Five Acts of Life, a play comprising five short stories by Lao She, which offers a vivid view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1898,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o 1948. Before that, Lao She's short stories had never been adapted for theater. The play, directed by Lin, premiered to great success at the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with four sold-out shows, in March 2010. And it has toured the country every year since then with hundreds of performances. Five Acts of Life will return to Beijing on Jan 2, after a two-month nationwide tour. During a recent rehearsal at Beijing's 300-year-old Zhengyici Theater, veteran actor Li Chengru, along with six actors, were preparing for Assuming Office, or Shang Ren, which takes a bold look at the tensions and blurred boundaries between criminals and the authorities. "Though these five short stories were written decades ago, they are still relevant today," says Li. The 63-year-old Beijing native has performed different roles in the five parts of the play since 2012. In Assuming Office, he plays the role of a head of a police department, who used to be a criminal like all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office. He tries to be a good man but has to make compromises. Speaking about his performance, Li says: "It is exhausting and challenging to switch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But a major motivation for me is the Beijing flavor and the way people lived and spoke, which Lao She portrayed." Li also says he took up the project as he wants that the audienc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experience Beijing culture, which is in danger of dying out. Wang Xiang, who adapted the five short stories into the play, says: "The city's unique personality is vanishing due to fast urbanization. Beijing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ity, but it has lost its original character, such as the Beijing dialect." Wang says that he accompanied Lin to 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August 2008, two months before they decided to turn the five pieces into a play. During their trip, they went to London and watched English theater and film director Peter Brook's play Fragments. Brook brought together five short stories by Irish novelist and playwright Samuel Bec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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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全本”出版： 一场跨越70年的文本旅行
本刊记者/刘远航 本文首发于总第836期《中国新闻周刊》 1960年8月，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华裔学者夏志清给作家老舍的英文译者浦爱德（Ida Pruitt）写了一封信，确认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具体的出版信息。老舍的这部长篇作品写于40年代中后期，由三部分组成，分别题为《惶惑》《偷生》和《饥荒》。他本打算写100章，作为反映抗战以来家庭与社会变动的一部“《神曲》”。另一方面，老舍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自己作品的对外译介中来，借此实现文化层面的“对话”。 夏志清给浦爱德写信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可以从后者那里借阅《饥荒》书稿，以供研究之用。当时，他仍然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但《四世同堂》未曾完整发表过，此前已经出版或连载的只有前两部和《饥荒》的前20章，一共87章，而由浦爱德和老舍合作翻译并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其实是经过文化“转运”之后的版本，曾被出版社大幅删节和改动。 不能窥见此书全貌让夏志清颇为遗憾，但更为遗憾的是，老舍在“文革”开始时被抄家，《饥荒》手稿也随之散失。很多人认为，老舍的中文原稿已经被损毁，而后来出版的版本一直只有87章。1981年，译者马小弥根据英文删节版，将后十三章翻译成了中文，这成为后来通行的版本。 2014年7月，正在美国访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见到了浦爱德与老舍合作的《四世同堂》英译全稿，除此之外还有老舍本人的修改手迹、示意图和译名表。赵武平判定这应该是最接近《四世同堂》本来面貌的版本，很快便开始了将译稿进行回译的工作。 “就是像修葺古旧建筑那样，参照老舍原著的语汇以及行文风格，用‘修旧如旧’的近乎刻板的笨办法，利用我整理出来的‘老舍词汇表’，把译文中所有的专有名词以及非老舍语言习惯表达尽可能全部替换下来。”说起艰辛的回译过程，赵武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17年9月，《四世同堂》全本终于出版，比通行的版本多了十万多字。这部写于特定历史时空的长篇巨著本身便带有老舍思想转变和写作转型的种种烙印，而在英译和回译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文化差异和社会语境的刻痕。它的中文原稿随着老舍的离世和手稿的散失而消亡不存，但通过浦爱德、马小弥和赵武平等中外译者跨越70年的文学“接力”，老舍的精神原貌和小说内容得以保留，并最大限度地复原了。 老舍赴美与《四世同堂》的英译 抗战胜利后，老舍没有立刻回北平，而是选择留在重庆，继续写作《四世同堂》的第三部，也就是《饥荒》。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总务部主任，这个组织被认为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 作为“文协”实际负责人的老舍，经历了思想和写作上的转变，在文学创作和文艺实践方面非常活跃。1944年，老舍开始写作《四世同堂》，试图借助北平一个普通胡同里的居民在沦陷时期的不同选择和境遇，来映照抗战大势下的国民百态。当时纸张紧缺，只能用手工纸和草纸，此时，习惯了钢笔写作的老舍不得不改用毛笔。 1946年1月，老舍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参加“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去美国讲学和访问交流。除了老舍，邀请对象还包括戏剧家曹禺和漫画家叶浅予等。此前，文艺界名流郭沫若和戏剧家丁西林等人曾应邀访问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些文化层面的互动被后来的很多研究者认为带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味。当时，老舍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抱有期待，希望中国也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当时，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甚至进入了畅销榜单。尽管《骆驼祥子》的翻译为老舍的赴美做了充实的铺垫，但他对当时的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版权收入等持有不同意见。那位译者想要继续翻译另一部代表作《离婚》，但老舍后来终止了授权。为期一年的交流访学结束之后，老舍没有回到中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一边写作《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分，也就是《饥荒》，一边开始和新的译者合作，将《离婚》和《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四世同堂》的译者就是浦爱德。 由于此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过5年的汉语讲师，老舍对于翻译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理解。在伦敦大学工作时，他就曾协助一名国外的翻译家，将明朝小说《金瓶梅》译介到英国。到美国后，他也曾用英文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写成话剧剧本。对于老舍来说，这些积极的翻译实践有助于消除国外社会对于中国的惯有印象。《四世同堂》的翻译也同样如此。 为了有效传播，老舍认为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应当对这部长篇巨著进行适当删减，“至少去掉20万字”。先由老舍自行对中文原稿进行删改和修正，使小说的主题更加紧凑，也是为了适应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最终的英译版中，原本计划写100章的小说最后只剩下了77章。 在老舍改动的基础上，浦爱德进一步翻译成英文。“《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浦爱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回忆她与老舍合作翻译《四世同堂》的情形。 一开始，老舍本人对于浦爱德的译文并不满意，但后来成为老舍出版代理人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对浦爱德的翻译却赞赏有加，合作因此继续了下去。老舍认为，译文应该尽量考虑到美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进行“归化”处理，但浦爱德的翻译方式却不这样，而是尽可能地还原中文的表达方式，因此被老舍认为有些“怪异”。 老舍认为，种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作品中的那种“刚性文化”，并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他曾在其他作品中对这种“刚性文化”进行过阐释，“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具体到小说中，钱默吟原本醉心于文化传统，抗战开始后，习惯了写诗作画的手却拿起了刀枪。祁瑞宣则从一个大家庭的孝子同样站到反抗的行列中，变成了一名战士。 在翻译的过程中，老舍对风俗的描绘进行了处理，风景和心理活动也被删减，关于抗战活动的描绘则变多了，正义和勇敢等观念得到了强化，这其实也是被美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就这样，传统的伦理和道德秩序在国与家的矛盾中完成了蜕变，而老舍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和翻译中对这种蜕变重新进行了文化“编码”。 政治的漩涡与删节本的回译 辗转之间，老舍在美国已经逗留了四年之久，而国内形势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退守台湾，新中国终于成立。他收到了回国的邀请，带着《饥荒》等手稿，欣喜地踏上了返程。在美国的日子里，他有些苦闷，美国的社会和经济让他感到失望。另外，他觉得浦爱德翻译得太慢了，而自己急切地想要回到中国。 建国之前，《惶惑》和《偷生》已经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而远在美国的老舍除了《四世同堂》，也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写作。“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老舍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回到久违的故国，他也希望能成为新社会和新时代的“新人”，完成对自己的“改造”。 基于这种“改造”的心态，老舍对《骆驼祥子》等作品进行了改写。根据《老舍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版的“自序”，改写的理由是“太悲，没有光明的出路”，而且“没有正面写革命者”。 1950年5月，《饥荒》在上海的《小说》月刊开始连载，时任主编是作家周而复。但是，在连载到第87章的时候，文末注明全书已“完”。就这样，《饥荒》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连载。与此同时，《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在经过删减之后，陆续在美国出版。 根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和儿子舒乙共同署名的一篇回忆文章，突然结尾的原因跟《骆驼祥子》删改原因应该类似。在当时写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中，老舍透露道，“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 尽管《四世同堂》的结尾并不像《骆驼祥子》那样悲苦，但并没有突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参与抗日斗争的祁瑞全和作为地下党的钱默吟等人只能看作是爱国者，这显然与1949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有所违背。 “应该说，这种处理办法在五十年代初是比较流行的，受波及的著作也绝非《四世同堂》一部。作家们都有一种自觉的接受改造的强烈愿望，诚心诚意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要脱胎换骨，要接受新思想。”文章这样写道。 “文革”开始后，老舍还是受到冲击。遗憾的是，此前赴美交流和生活的经历也成为了他的“罪证”。就这样，老舍在政治的漩涡中投湖自尽，而《鼓书艺人》和《饥荒》等手稿也最终散失，成为文坛上的一宗“悬案”。 1981年，翻译家马小弥根据删减后的英译版本，将缺失的13章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马小弥本人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养女。翻译《四世同堂》之前，她已经翻译出版了同样“命运多舛”的《鼓书艺人》。 “一回生，二回熟，她的翻译笔调愈来愈有味了。译稿由语言学家吴晓铃同志最后审定。他们在翻译和审定工作中都力求接近老舍的风格，其用心十分令人感动。” 胡絜青和舒乙的文章里这样评价道。 此后的三十多年，马小弥补译的《四世同堂》成为了通行版本，尽管它与小说的本来面貌还有不小的距离。 英文原稿的发现与全本的出版 2013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来到美国进行访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老舍档案中，看到了老舍同美国作家赛珍珠和译者浦爱德的多封往来信件，内容多与《骆驼祥子》和《离婚》等老舍作品的翻译有关。关于《四世同堂》的内容并不多，更多的资料则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浦爱德档案中。 一年多后，赵武平辗转来到了哈佛大学，在施莱辛格图书馆所藏的浦爱德档案中，见到了标有《四世同堂》（“Four Generations：One House1945-1948”）说明的数百页材料。译稿打印在几近透明的白纸上，除此之外，还包括通信、笔记和卡片等。直到这时，他忽然意识到，老舍原本的计划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写了103章，除去已经发表的87章，还有16章。 为了将这16章回译成中文，赵武平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并在当年的11月正式开始进行翻译。他住在位于北京郊区的小汤山，通常早上四点钟就起床，利用这段最安静的时间，连续修订两三个小时，然后吃早饭，再到单位去上班。 在回译的过程中，赵武平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形似”和“神似”，甚至“形神兼备”。但回译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赵武平在翻译后记中这样写道。因此，他制定了专门的流程：先根据英文译稿，将其翻译成中文，再参考《四世同堂》前87章和老舍的其他作品，根据他惯用的词语和表达习惯，进行替换和调整。除了成语、方言、俗谚，甚至语气词和标点符号也在赵武平的“修葺”范畴内。 2015年4月，赵武平辗转又回到了哈佛大学，再一次就英译原稿中的疑难之处，尤其是个别日语词汇的鉴别，特地请教了精通日语的美国学者傅高义等人。 翻译最终完成后，赵武平联系了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对方立刻将十万多字的译稿推荐给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收获》杂志编辑部决定临时调整发稿计划，将赵武平翻译的这十万多字译稿第一时间刊发出来。“几乎是加班加点，一边编辑，一边质疑提问，随时发给我核对原稿进行订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武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最终，译稿在《收获》2017年第1期正式发表。“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手稿未发表部分经由赵武平发掘、整理、翻译后的重新发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孙洁如此评价道，“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亦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 除此之外，结尾部分钱默吟的长篇“悔过书”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兴趣，具有总结全书的意义，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删去了。“这其实是老舍的心声。”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谢昭新这样评价道。 在赵武平看来，这个版本之所以具有格外的意义，还与《四世同堂》的文学史评价有关。根据赵武平的判断，夏志清后来未能阅读到这部小说的全部中文原稿，只能根据已经发表的前87章和在美国出版的英文删减版进行评判。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很多作家和作品的评价甚至成为了“定论”。 在这部研究著作中，夏志清认为《四世同堂》的“‘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结尾的时候，还稍稍渗进了一点自由国际主义的色彩）”。“夏先生的小说史，对老舍《四世同堂》之前作品的评价，基本上是客观公允的。”赵武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他对老舍的指责，显然失之严谨，不是符合学术研究规范的做法。” 回过来看，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文化心理，《四世同堂》的原貌在创作和译介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后来又在历史和政治的变迁中不断受到影响，甚至变异。这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本“旅行”终于暂时画上了终点，而原貌究竟如何，基本已经无从得知。 赵武平更认同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孙洁的观点。后者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怜取眼前文’，让我们善待这部经由老舍和三位翻译家的持久接力逐步补缀出来的《四世同堂》，这历经70个春秋竟然会逐渐趋近完整的文坛奇迹。”
【文学】毕冰宾：关于《四世同堂》回译的回忆
2017年，我有机会将老舍先生杰作《四世同堂》中文稿佚失部分的英文稿译回中文出版，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这几个月的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做的是字句替换和寻觅可能的老北京话的游戏，也做了一个回到80年前的老北京生活的梦。我“扮演”了老舍，也与书里的老北京小羊圈胡同的人们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 1 《四世同堂》命运的一波三折 2017年初在网上看到消息云，《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在没有完全出版中文版前已经在美国全部翻译成了英文，是老舍先生口授、美国译者浦爱德在打字机上打出的英文译稿。除非作者本人有能力亲自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老舍与浦爱德这样的合作翻译应该是文学翻译的最佳典范。相信翻译过程中他们会有所切磋，达成默契后才定稿的。这等于作者最大限度地参与了翻译，对英文译文了如指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英文译稿有一定的把控，从而保证了翻译对原作的忠实度。这个模式甚至优于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翻译模式，因为他们合作翻译的是别人的作品，而老舍与浦爱德翻译的是老舍本人的作品。 但不幸的是，整部《四世同堂》在美国出版时都被严重删节过，书名也改成了《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这样的节译版本应该说是很令人遗憾的。很多作品在翻译成外文出版时都有这样的遭遇，特别是大部头的作品被删节更是常事。还有的译者甚至改写原作，据说《骆驼祥子》英文版的结尾就是美国译者加上去的。严格说删节会给小说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改写则是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除非原作者同意译者改写。也就是说，英语世界里的读者读到的《黄色风暴》是经过删节的《四世同堂》译本。 更为不幸的是，老舍先生生前一直没有将中文稿的后十六章拿出来发表。“文革”爆发后，这尚未发表的十六章原稿竟然在抄家过程中遗失了，随后老舍先生含冤投水自尽，稿子再也没有找到。之后出版的《四世同堂》结尾最后三万多字是根据美国出版的英文节译本回译的，就是将这十六章十万多字压缩而成的，看上去颇似一个故事梗概，因此小说是个残本。如果能找到那十六章全部的英文稿翻译回来，无疑其价值要远胜于这被删削的支离破碎的三万多字译文。但过去70年里，那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成英文的全译稿并未出现，似乎出现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 而这样的奇迹竟然真在最近发生了：《四世同堂》的完整英文译稿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了。从而完整的后十六章英文译稿被复制后带回了国内，翻译后替换原来的三万多字节译本的回译译文会使《四世同堂》终得完璧出版。因为这是老舍亲自参与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说这是最接近老舍原作精神的英文翻译稿。除非将来找到老舍的后十六章中文原稿（似乎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补译本与原有的老舍中文稿接续出版，应该是目前最理想的全本。 2 领命进入“老舍状态”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这个老舍作品的爱好者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在这之前几次报纸的荐书活动中，我都是把老舍列在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第一位，我也思忖，谁会获得这样的机会为老舍做翻译呢？我也盼望着读到这后十六章，从而完整地欣赏和学习老舍的作品，还能研究一下美国译者的汉译英技巧。但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译的光荣任务会落到我肩上。所以当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马爱农女士代表出版方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这个重任时，我既惊讶又感到荣幸，不假思索就本能地答应说行。 说行，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也不是仅仅因为热爱老舍作品，而是我认为自己在热爱的基础上有这个学养和实践经验的充分准备。我翻译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英国文学作品，自己又从事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与北京有关的就有《混在北京》和《北京的金山下》这样的京味文学作品，以这样的资质，承担这个工作应该是称职的。 但具体到翻译，这次翻译与以前的英译中是不同的。用老前辈杨绛先生的话说，翻译是一仆二主，译者既要对原著忠实，充分体会原作者的用心，领会其叙事风格，做到“信”，还要对目的语读者负责，使译文顺畅通达，也就是做到“达”。但这次“回译”则在一仆二主之外，又增加了第三个“主”，那就是将译文的叙事风格向老舍先生前面的大半部小说靠拢，而人物语言更是要遵循老北京话的风格。这就需要首先正确理解英文原文，正确传达英文稿件的意思，英文理解不能出错，然后在译文准确无误的基础上，在英文本意思的框架内，译者要“扮演老舍”，尽量用自己理解的老舍的口吻讲述故事，用自己熟悉的北京话传达各色人等的对话。 当然这不是说先翻译出一个正确的普通话底本，再进行北京话的润色，这两步并非是截然分开的，真正做起来时应该是两步并作一步走的，随时都要进入“老舍状态”。 于是我抓紧时间把《四世同堂》复习了一遍，划出里面富有老北京特色的言词供自己参考，这才开始翻译。 3 还原成语俗语 保持京腔京韵 原本以为按照传统小说的做法，《四世同堂》的结尾会有几个故事情节的高潮，最终或许会有十分震撼人心的故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是以遭到日寇二次关押、受尽折磨、妻离子散的老诗人钱先生的一封长信作为结尾，这在长篇小说中是很少见的，而对这部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战争题材小说来说，其结尾如此平淡、意蕴如此深远，就更是少见。而且其他章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写的是北平小羊圈胡同里普通的居民在战争中的遭遇和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还写了一些汉奸或中间人物的丑陋表演。其叙述语调从容不迫，表现底层人民的感情真挚细腻，讽刺汉奸洋奴入木三分，最终以钱诗人情理交融的谈论战争与和平理念的公开信结束。这样的结尾或许对老舍研究者来说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长篇小说的做法上也有新的独到之处。这样从容不迫的叙述风格与前面已经出版的部分是一致的，那些老北京人包括反面人物的日常言语也应该是老北京话的表达，从风格上说这十六章是可以与前面保持一致的。 有了这样的总体风格的感觉和把握，作为译者，我的任务是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层面：英文译本是唯一依据，因此要把英文本吃透，不能把表面上看似简单的句子想得过于简单（比如目前传播比较广的一个故事情节，说老舍写那时的北平肉铺供应紧张写得很细致，商人把肉藏在纸盒子里一点一点出售，可这样说的人肯定是读英文原稿时看错了字，把橱柜（cupboard）想当然当成了纸盒子，这就歪曲了小说的基本情节），更不能想当然随意发挥和“改写”。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再考虑小说的京腔京韵，使译文有老舍的韵致。 英文本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中文的俗语和成语采取的都是直译法，看上去一目了然。只要你熟悉这些俗语和成语，还原为中文则轻而易举。这让我想到老舍之所以与译者采取直译的办法，是不是有老舍特殊的用心在其中呢？那就是让这些有中文特色的表达法原汁原味地进入到译本中，让英语读者明白中文的表达，从中领略汉语的风采。这种方法后来被教科书解释为翻译的“异化法”，就是部分或完全的直译，给目的语读者以强烈的直观感觉，从中感受异国色彩和情调，甚至久而久之这样的词汇能逐渐进入英文中。如现在很多直接翻译的中文表达法都成功进入了英语词库中一样，比如“人山人海”就直译为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不作不死”则是No zuo no die；甚至“折腾”干脆就是zheteng。估计老舍当年是有这样的考量的。朱光潜先生给老舍写信评论老舍翻译的《苹果车》时，就说过老舍的译文有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朱先生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我们很多人也尝试过适当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以此来丰富目的语的表达。具体到老舍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时使用了很多直译法，与他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 这样的例子在后十六章中比比皆是，当然这也考验回译者的功夫，是否能看到英文反应出对应的中文成语或俗语，反应不上来或缺乏中文这方面素养，可能就会翻译得比较冗长啰唆。比如：… your bowels to burst and your brains to be scattered，应该想到是“肝脑涂地”而不是“脑断肠裂”；a woman of the world，应该想到“阅人无数或饱经世故的女人”，而不是“世界的女人”；like a body and its shadow是如影随形，而不是“像身体和影子”；both courageous and intelligent，应该是“智勇双全”，不能翻译成“既勇敢又聪明”。 还有一些句子是彻底的直译，相信这些英文能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中文原文来，这样的直译应该说对英语母语的读者来说是直观而新鲜的表达方式，可以从中领略中文的意蕴，如：We cheat ourselves and cheat others，自欺欺人；…palaces with their ancient colours and fragrances，古色古香；…seemed to have crossed out with one stroke of the pen，一笔勾销；to turn the rudder when the wind changed, 见风使舵；等等。 至于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里的北京话还原，我会保留前面老舍的一些表达方式，如“迎时当令”、“电影园”和“呜哝着鼻子”。更多的时候是依据我所熟知的北京话表达方式进行表达。如“绿不叽的脸”形容蓝东阳那张发绿的脸，满口黄牙直打得得（在《北京口语词典》里这个字是口+歹的构词法）表示牙齿上下打战。此外，“打着哆嗦”，“没法子”，“血的勺子”，“窑姐儿”，“活脱儿”，“你的小命儿在我手心儿里攥着呢”，“这要是搁从前”，“踅摸”，“衣裳都溻了”，“舌头好像都木了，动活儿不了”，“硬硬朗朗儿”，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些北京话表达，用它们代替那些四平八稳语法正确的普通话，至少是有京味儿特色，让读者感到这个文本与北京的紧密联系。虽然老舍当初用的未必是这些词汇，我还是想在“京味儿”上做一些努力，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英文翻译成语法正确的普通话文本。 总之，这样的翻译历程是十分宝贵的，回译的过程等于是用北京话进行写作，这对我今后的京味儿文学写作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为此我要感谢这次宝贵的机会，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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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ery year, commemorative programs, like staging plays written by Lao She－which include Teahouse, Rickshaw Boy,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and The Peking Man－are held to pay tribute to Lao She,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Shu Qingchun.
2 Every year, commemorative programs, like staging plays written by Lao She－which include Teahouse, Rickshaw Boy,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and The Peking Man－are held to pay tribute to Lao She,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Shu Qingc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