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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Shan
Fu Shan (1607— 1684), was a Taoist thinker, calligrapher, medical scientist, and renowned as "Six Great Scholars of Early Qing Dynasty" with Gu Yanwu, Huang Zongxi, etc. Apart from the scriptures of Taoism, Fu was also proficient in various thoughts of pre-Qin Dynasty, and a master of calligraphy and iatrolog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Collected works of Shuanghong Niche of 40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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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书《丹枫阁记》述说

明清两代,稿牍之书,琳琅满目。然就经典而言,与晋唐宋元难以并论。明末董其昌似可雁行,亦多在娟秀淡雅;而气息酣畅、儒雅遒劲,能踵武前贤者,傅山所书《丹枫阁记》亦其一例也。   一、傅山与戴枫仲   傅山一生交游颇多,而最为知己者莫过于同学友戴枫仲。《丹枫阁记》便是戴枫仲写的一篇“梦记”,数年后,傅山应邀书写了这篇短文,并于文后即兴题写了跋语,情真而意切,这就是人们今天所见到的傅山书《丹枫阁记》。   傅山,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竹、或署青竺,后改青主。别署公之它、石道人、啬庐、丹崖翁、朱衣道人、松侨、侨黄老人等。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山西阳曲西村人。其先世大同,六世祖傅天锡以春秋明经为临泉王府教授,迁居忻州顿村。曾祖傅朝宣为宁化王府仪宾、承务郎,以王戚而移居阳曲。祖傅霖,嘉靖进士,官至辽海兵备道参议,好班氏《汉书》,著有《慕随堂集》。父傅之谟,万历岁贡,养亲不仕,教授生徒。傅山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是王戚又是士大夫的家庭里,故而少年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年十四受知于山西提学使文翔凤,十六岁为廪生。崇祯九年,山西提学使袁继咸因遭诬陷被逮京勘问,傅山与三立书院诸同学薛宗周等赴京伏阙讼冤,袁继咸得以事雪狱解。作为为师讼冤、不顾个人安危的义士,傅山由此名重士林。然因其文章多山林之气,而屡次乡试不中。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大顺军攻破太原,追赃助饷,傅山家道从此中落。甲申鼎革后,傅山出家做了道士,退隐山林,然复明之心不死。故以道人之名行医江湖,奔走于平定、盂县、寿阳、汾阳一带。甲午“朱衣道人“案起,傅山被捕入狱,经多位好友帮助,以奇计得释放还。傅山出狱后,知恢复无望,遂潜心学术,于经史诸子、佛学多有心得,且旁通诗文、书画,成就非凡。《清史稿》列傅山于《隐逸》,《清史列传》列傅山于《文苑》,《清儒学案》列傅山于《儒林》,就说明了傅山渊博的学识和可贵的品格。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宏词”,傅山赫然在徵聘之列,屡辞弗获。地方有司亲备驴车,力为劝驾,勉黾就道。入京,即称病偃息僧寺,未能临试。都谏魏相枢以傅山老病上闻,诏免试放归,授中书舍人。“博学宏词”的徵聘,对傅山来说是一个很尴尬问题,遗民对异朝的应徵,遭到士林的清议时必然的,也是遗民本身的一个伤痛。傅山应而避考,自视非徵,然仍为士林所诟病,痛苦可想而知。故“博学宏词”之后,傅山归居西村,“闭户著述,终身不入城市”。〔1〕   戴枫仲,名廷栻,字枫仲,号补岩,山西祁县人。曾祖戴宾,曾任直隶大名府通判。祖戴光启,万历辛未进士,历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卒赐封通奉大夫。父戴运昌,崇祯丁丑进士,历任河南尉氏知县、顺天府良乡知县、户部员外郎,明亡后隐居祁之鹿台山,不与时官往来,成为一名副其实的遗民。至枫仲,“力学而明于古今是非,有心计,为人在儒侠之间。”〔2〕不仕新朝,耕读于乡间。因家门数世为宦,又因祁地善于经营蓄产,故富甲一方。甲申鼎革后,枫仲能于市中购买明晋宦流转宋元之名画,便可知也。〔3〕   傅山与戴枫仲同学于太原三立书院,时在崇祯九年。是年初,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修复三立书院,择晋士之优秀者讲肄业其中,以应大比,傅山与戴枫仲俱在选拔之中。傅山时年三十岁,戴枫仲时年十九岁。虽然年龄悬殊,但二人之友谊从此开始。傅山《叙枫林一枝》记:“枫仲髫年,受知于袁袁山先生,许以气节文章名世。丙子,拔晋才士三立书院课艺。枫仲声噪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字。余因其蚤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助,竟成岁寒之友矣。”〔4〕甲申之变,先是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后是满人入关,建立清朝。朝代更迭之际,王侯士族,家破人亡者有之,刚烈殉国者有之,屈膝而降者有之。而以遗民自居者,则隐迹于市野,互通声气,相互劝勉,遂成莫逆之交。傅山与戴枫仲之关系便是如此。更有甚者,傅山家道中落、系狱遭难,处于贫困之中,亦多赖枫仲周济。即使鬻书卖画,亦多由枫仲绍介。      二、《丹枫阁记》书写时间及作品流传   关于傅山书写《丹枫阁记》的时间,须从戴枫仲《丹枫阁记》说起。其文曰:“庚子九月,梦与古冠裳者数人,步屦昭余郭外。忽忽变易,回顾无复平壤,所至崖障合沓,枫林殷积,飞泉乱落其间,如委紫练,侧睇青壁,千仞如削,目致为穷也。其上长松密举,而松末拥一阁,摇摇如一巢焉,颜曰丹枫,非篆非隶,嵌空一窗,亿当阁径,而蛛丝荒织,扃若终古矣。俄尔风水合住,块然偃卧。遂经始阁材,构如其梦。庄生之言曰: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戴生缀之曰:觉苟非觉,梦其奚灵?有大梦而后知其大觉也。闻戴生之言者曰:是犹愁寐语也。是其言也,梦车马而喜,梦酒肉而喜,梦粪秽而喜者,若觉而失之,窈窈焉幸其梦之兆,窃而不敢以为魄祟之颠倒者也。之入也,不可以入鼎彝、藏茶、藏酒,以待人之能入吾梦者。如其人之足梦,即不入吾之梦,吾当入其梦,又安知彼之不梦我之入其梦也。苟精诚之不通, 超无有而独存,戴生之梦不复堪此寥廓矣。”〔5〕   枫仲之梦在“庚子九月”,即顺治十七年。又曰:“遂经始阁材,构如其梦。”这就是说,从顺治十七年九月起,枫仲就已经开始筹划“丹枫阁”的营建了。   “丹枫阁”的营建用了多长时间,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傅山全书》卷十三有诗《枫仲读书阁初成,居实适携近作过,就仲属订,会山还自砥柱小几趋息阁下,伯浑亦从汾来,略理契阔,仲限八字》:“下驴皆舌在,跃马孰颐顉。不约丹枫阁,如张绿绮琴。白齇霜橘柚,红酒蜜林檎。搔首还台笠,嗔肝失老梫。掌中无利剑,诗版谩精锓。伯浑愁芳草,茱英缀苦葴。当为劳物色,不敢自吾琛。颖令词能下,乡侯意可綝。”〔6〕其题“枫仲读书阁初成,居实适携近作过,就仲属订,会山还自砥柱小几趋息阁下”,和“丹枫阁”营建所用时间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当“读书阁初成,居实适携近作过,就仲属订”, 居实即傅山和戴枫仲三立书院时期的同学白孕彩,山西平定人,此次居实请戴枫仲审定近作,很有可能就是应枫仲之邀而为《晋四人诗》提供诗稿的。《晋四人诗》和清初的遗民情结有关。明遗民们为了不忘故国,尽可能搜集整理明代各家的诗文,包括遗民诗。戴枫仲就曾编撰《明百家诗选》,《晋四人诗》则为遗民诗。枫仲《叙晋四人诗》云:“丙申春,与公它先生徘徊崇兰老柏下,惓念晋之文人才士凋谢殆尽,幸先生与居实先生在,今寿毛、季子继起,皆一时高才,而淹留草野。欲稍梓篇章,以各备晋人一种。”〔7〕草野者,遗民也。此四人即傅山、白孕彩、胡庭、傅眉。据《傅山全书》附录八《新编傅山年谱》康熙元年条有傅山《与居实书》:“戴二哥向山取兄诗,选定五十首,且近知之矣。若成,定当先示山,山即寄记室。”〔8〕所以《晋四人诗》刻成时间将是“丹枫阁”的建成的最迟界限,至少康熙元年《晋四人诗》还未刻成。又傅山与《枫仲读书阁初成》一诗后复有《再用前韵诒枫仲》诗,其中于“崇祯年旧枣”句下注:“仲藏枣二十五六年物,时出噉我。”〔9〕以崇祯十七年算,二十五、六年即康熙七、八年。这就是说“丹枫阁”初成最迟不会晚于康熙七年,应该在康熙元年至康熙七年之间。   傅山《丹枫阁记》跋云:“枫仲因梦而有阁,因阁而有记。阁肖其梦,记肖其阁,谁实契之?总之皆梦。记成,复属老夫书之。”〔10〕从傅山跋语中也可以看出,先有梦,然后依梦建阁,阁成复有记。至于枫仲何时写成《丹枫阁记》则无明确的记载,那么傅山书写《丹枫阁记》的时间似亦难确定。不过《傅山全书》卷二十七收录《致戴枫仲札》,其中有云:“以时势料之,吾兄不能出门,亦不必出门矣。东省李吉老适有信要弟东游,弟即趋其约,似且不果。嵩少之行,吾兄亦复省此匆遽也。弟拟初三日发,但借一好牲口、一仆力扶掖老四大上下耳。资斧不劳经纪,极能宽吾兄连日不訾之费。弟复何忍!何忍!《枫阁记》即拟书之,送牲口人到即付之。”〔11〕据各种傅山年谱记载,傅山一生共有四次东、南之行。第一次是顺治十三年丙申春,傅山出狱后东南之行。此早于顺治十七年庚子,故与“丹枫阁”事无关。第二次是顺治十八年戊戌六月,傅山偕殷岳至河南轵关为杨思圣视疾。此急事,人名关天,傅山不可能给枫仲一信借牲口、仆力。故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将傅山书《丹枫阁记》定于此年是有疑问的。第三次是康熙二年癸卯四月,傅山至河南辉县访孙奇峰,请孙为其母写《墓志》。第四次是康熙十年辛亥春末,傅山游山东泰山、曲阜。所以,康熙二年与康熙十年这两次都有可能。《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收录《致戴枫仲信札》手稿,其中有一“梦”字与《丹枫阁记》中“梦”字写法完全相同,且此札与《丹枫阁记》风格也较为相似,而此札写于康熙四年,故两者书写前后不会相距很远。〔12〕又傅山《与戴枫仲札》:“原拟一造,新齐。借观典籍之富,会雪濘,辄复难之。有一《远志图》,晤对细订,若文旆果于开春到省时,当面陈之。弟老矣,实不能岑寂枕席间,欲要吾兄略入嵩少,一破老闷。若得为翟法赐,即以足下为吾缯公。遂此久要,岂不大妙。枫仲老仁兄礼垔。弟山顿首。”右于“一造”下,有小字“太先生墓志还请一二张。”据《傅山全书》附录八《新编傅山年谱》康熙六年条李因笃《戴止庵墓志铭》:“康熙六年八月之吉,关中后学李因笃孔德撰,太原后学傅山青主甫书,昆山后学顾炎武宁人甫篆,石艾后学任复亨元仲甫勒。”墓志写于康熙六年八月,傅山“太先生墓志还请一两张”,不早于康熙六年冬天。此又谈“略入嵩少”,应与傅山《致戴枫仲札》之“嵩少之行”之事为同一事,故《丹枫阁记》的书写最早不过于康熙七年春。因此,傅山《丹枫阁记》的书写应该在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年之间。   傅山书《丹枫阁记》写就后一直藏于戴枫仲家,清代中后叶转至祁县富商渠家,保留至今,可以说,未离昭余一步。道咸之间,寿阳刘雪崖编辑《霜红龛集》,并将所见傅山访孙奇峰旅途之中所批录诸子刻为《百泉帖》,并同时刊刻傅山书《丹枫阁记》。刘雪崖在刻《丹枫阁记》一石时,将傅山在原稿中的别字错字去掉而将在傍边改正之字嵌入,如以“廷”换听、以“夫”换老,以“由”换犹。其他则尊重原文,风格一致,只是把末尾小字“既为书之,附识此于后”上的两方印章移去,于下加“真山”朱文印,其后有刘雪崖的长跋。辽博的本子是临习刘雪崖刻本的,类同于刘刻本,只是把“既为书之,附识此于后”两行小字变成了一行,将“真山”印换成了“傅山印”,但在“昭余戴廷栻记,松桥老人真山书”下少了“戴廷栻印”和“傅山印”两方印章,而且书写风格和傅山的书风亦相距甚远。〔13〕      三、傅山书《丹枫阁记》的艺术风格   从以上分析,《丹枫阁记》大约为傅山六十五岁所书。这一时期,正是傅山书法风格的成熟期。傅山书法一生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崇祯初年至顺治初年,是傅山临习晋唐楷法和赵、董书法的阶段。《霜红龛集》丁刊本卷四录有傅山《作字示儿孙》一诗,其跋云:“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14〕同书卷二五《杂著》又有:“吾八九岁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又近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15〕傅山习晋唐楷法之多,不亚于“集古字”,但真正能略肖者却是赵孟頫。虽然鼎革后,傅山在书法上改弦易张,但就其一生而言,也没有摆脱赵孟頫书风的影响。同书卷二五《字训》有傅山晚年教儿孙的一段话:“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16〕由此可见,傅山晚年对赵孟頫书法的态度。第二阶段从顺治初年至顺治末年。由于傅山的遗民心态和对异朝的抗争心理,其书法风格逐渐变得倔强和怪拙。除对颜真卿的书法大加颂扬外,已初步形成了“四宁四毋”的书学思想,书法多以改造王铎的风格面貌出现。一方面继承晚明连绵大草气势磅礴的书风,一方面又于笔法中施之一重拙。其代表作如《饯莲道兄》十二屏、《唐诗草书》四条屏及《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寿序》。第三阶段为康熙初年至康熙十年左右。这一阶段是傅山书法成熟和学术活跃期。甲午“朱衣道人”案之后,傅山游历江南,知恢复无望,遂潜心于学术,思考明亡之原因,故对经史子集有心得之论,尤其对诸子多有发微。这和许多明遗民的思想行迹是一致的。康熙二年,顾炎武至太原,访傅山于松庄。之后,屈大均、阎尔梅、李因笃、申涵光、潘次耕、阎若璩等相继来到太原,他们之间的唱和,活跃了太原地区的学术氛围,实学成为此一区域的学术主流。这种反思的思想也影响了傅山对书法的重新认识,使得傅山书法的创作由颜真卿重新回到了“二王”一脉帖学道路上来。这种“二王”帖中的儒雅、精致和颜真卿的流畅而雄浑的气势,互相交融,开始形成了傅山书法高雅而豪放的风格。如《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第四阶段则是“博学宏词”前后至傅山离世。这一阶段,由于傅山受邀补鎸《宝贤堂法帖》,不仅仔细审视了“二王”书法的每一个细节,更充分体验了了“二王”书法的整体精神。正所谓“风樯阵马,豪放不羁。”如七十八岁所书的《晋公千古一快》。   《丹枫阁记》便是傅山第三阶段的书法作品,也是其思维活跃、学术和艺术生命力旺盛时期的代表作。其为册页,共八板,每板约24.5×13.5厘米,黄绢本。前七板每板七行,最后一板八行。前后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记》,第二部分是《跋》。《记》因为是戴枫仲之文,属于抄录,故以行书为主,时留颜楷笔意,气质娴雅,舒畅而流丽,一字不误。《跋》属于傅山即兴题作,则行中兼草,随意洒脱,气息酣畅。正因为初稿,故时有错漏之字,傅山皆予以添加改正,然不失整体风貌。   《丹枫阁记》中戴枫仲除记述梦中“与古冠上裳数人步屧昭余郭外”所遇之境外,更重要的是翻庄子“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为“有大梦而后知其大觉”。遗民之梦,图谋恢复。大梦破灭,故有反思。这就是“梦”与“觉”的关系。庄子的避世源于用世之心,这是清初遗民们早就感觉到的。所以,清初的遗民们一部分归隐山林,行迹于释老。而另一部分则穷研经史,总结兴亡成败。傅山和戴枫仲这些遗民们则是游离于二者之间的,用世之心亦昭然可解。傅山鼎革后出家为道士,但不忘图谋恢复。“朱衣道人”案以后,从西村、土堂移居松庄,虽土窑寒舍,以医为生,但在读书之余,于人、于事多有议论,始终没有脱离入世的情怀。这些思想和行迹也深深影响到了戴枫仲。故傅山在《跋》中云:“尝论世间极奇之人、之事、之物、之境、之变化,无过于梦。”“此由我是说梦者也,枫仲听梦者也。说梦听梦大有迳廷哉!幸为枫仲忘之,若稍留于心,是老夫引枫仲向黑洞之地,终无觉时也。”〔17〕枫仲甲申后,不复参加科考,居处乡间,虽无傅山之行迹,然与傅山同声气。所以,《丹枫阁记》与《跋》既是戴枫仲的心志,也是傅山的心声。傅山用“二王”一脉的笔触、颜鲁公行书的气息,完成了这种既表达友人心志又表达自己心声的传世之作。

傅山:一辈子特立独行不合作

《哭子诗》之“哭孝” 傅山傅青主,怕是明清以来山西最负盛名的人物了。 作为一名天才型的杂家,他被后人赋予很多形象。 梁羽生小说里,他是“天山七剑”的精神领袖,武功深藏不露; 坊间名医录中,他悬壶济世,堪称妇科圣手; 妙笔丹青内,他狂傲不羁,诗书画艺无一不精,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却发誓与康熙绝不合作。 而书法中的傅山,是介乎于侠客、郎中和方士的存在。6月30日,浙江美术馆在休馆四个月后的第一个大展,就选择了傅山。“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将66组(件)珍贵字画展现在杭州人眼前,其中不少作品都是首次亮相。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这是傅山写给儿孙们的一句诗。傅山一生志节,怎一个“奇”字了得。 有恩就报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身于山西一官宦书香之家,青主是他的字。他极喜欢给自己取字号,现在已知的就有50多个,比如石道人、朱衣道人等。 傅山年少时以过目不忘闻名乡里,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后,他进了山西最有名的三立书院,当时书院里的一个姓马的生员,提出要和傅山背书比赛。于是两个人从早到晚,就关在房间里一边看一边背,一天下来,马生背了三十多篇,而傅山居然背了五十多篇,一战成名。 很多史书中提到傅山,都会形容他“性任侠”,不但说的是他常练武功,有胆识,更是肯定他的讲义气、重情义。 山西提学袁继咸曾是傅山在三立书院的老师,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被诬入狱。傅山随即联络生员百余名,步行赴京为袁继咸诉冤请愿。 他申冤也非常有策略,先是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又两次出堂作证——“伏阙诉冤”。袁继咸冤案终得以昭雪,魏忠贤党徒们则以诬陷罪,受到整肃。 此案震动朝野,天下人说起傅山之名,会佩服地道一声“义士”。 看不惯就骂 不过傅山并无意仕途,事后即返回太原。他博览群书,面壁五年,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穿道士服装,住在佛教的寺庙里,交友遍布儒道释各界,连伊斯兰教都有他的朋友。 浙大教授白谦慎研究了几十年的傅山,形容他是个“脾气大得不得了的倔老头”,而且嘴巴很毒,这一点傅山自己也清楚,他自言“嘴巴惹祸”。但他确实有傲娇的资本,尤其是他的书法,诸体精通,“草楷篆隶俱造绝顶”,在山西名气极大。好多人上门来求字,他不胜其烦,对不喜欢的人直接打发,或者叫儿子、侄子代笔,就算自己写,也要忍不住揶揄一番。 有一次,一个叫巨涵的人叫他写一个卷子,就是《大贤有卷舒》。写完之后,傅山又加了一段话,意思是:巨兄又说要书,哎呀,我的老胳膊痛风又发作了,我本来是不想写的,只能胡乱写写了。 但是明末甲申国变后,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经济特权,又不愿买新朝廷的账,家庭财富受到毁灭性的催损,使他不得不以行医和卖字为生。他在太原城里开了一家药铺,由儿子傅眉经营,他则住在郊外。 他是个好医生,他说“悬壶济世,不为名相,当为名医”。这个清癯黑瘦的干老头儿,整天行医按脉,风尘仆仆,写下了《傅氏女科》、《青囊秘诀》等“流布天下”的医书。但他又骨骾刚正,嫉恶如仇、毫不轻滑。他行医号称“三不治”,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富人以及声名不好的官吏,一概谢绝。 他说:你们糊涂人有糊涂的医生治,而我是个正经医生。 49岁“谋逆” 在傅山50多个名号中,“朱衣道人”这个名号很有名。朱衣,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这正是1644年明亡后,傅山自取的号。终日里一身红色道袍,别号“红花石道人”。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就是由此而来。 傅山的江湖生涯,野史多有撰述,据说他还与顾炎武等人发起过反清为旨的“岁寒之盟”。因此,傅山傅青主经常出现在各种武侠小说“反清复明”的情节中。不过时至今日,他到底有没有亲身参与“反清”,还是一个谜团,但是,他的心向着明朝,绝不事清,是板上钉钉的事。 49岁那年,他真的被捕了,罪名大得要杀头——谋逆! 十五名清政府大臣联审,他在各种威逼利诱下,死不认账,又狠心绝食,连闹了九天,差点自己把自己搞死。 好在傅山是个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出仕清廷的朋友出面把他救了。出狱后,他写了首诗,说“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感叹自己居然没死成。 74岁那年,康熙帝召傅山进京,傅山称病推辞。但他不幸遇上了一个比他更有本领的康熙,康熙很会利用他,他即便装疯卖傻,万般推脱,康熙就是不上当。 于是傅山被人放在担架上面,强行抬进朝门。然而面对军机大臣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多次拜望诱劝,他顾自靠坐床头,眼皮也不抬。 而他感到无奈的,一是他说话说不过康熙,没有康熙“嘴大”;二是他活也活不过康熙,因为康熙正当青壮年。 康熙不管你老不老,赐了一个中书舍人给傅山,傅山再次称病,结果被人摁在地上磕头,对于这个倔老头来说,简直是这辈子最大的屈辱。 79岁哭子 傅山79岁(公元1684年)那年,开年就遭逢了人生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打击,唯一的儿子傅眉去世了,年仅57岁。 单单用父子之情,似乎还不足以形容傅山与傅眉的感情。傅山27岁时,妻子就因病而逝,当年,傅眉只有5岁。傅山发誓不再娶妻,与儿子相依为命。白天,他与儿子同乘一车,外出采药卖药。晚上,父子二人围坐在灯下,傅山就为儿子讲授文学、医理。在傅山流离在外和隐居的生涯中,傅眉一直相伴在他的身边,父亲是朱衣道人,儿子则自号糜道人。而且深受父亲影响,傅眉也并未像绝大多数书香子弟一样走向仕途,父子二人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不合作的气节。 对于傅山来说,傅眉不仅是儿子,更是知音和良伴。 白发人送黑发人,傅山将自己的悲痛凝结于笔端,书写下了一篇令人动容的《哭子诗》。 在手稿中,傅山哭忠、哭孝、哭才、哭志、哭文、哭赋、哭诗、哭书、哭字、哭画,修改数次,字透纸背,将自己最后的心力心血都注入在字里行间。 三个月后,傅山也溘然辞世。下葬时,他仍然身穿朱衣。 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极喜欢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的确,这也是傅山人格的写照。 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 这是浙江美术馆与山西博物院的馆际交流展,共展出山西博物院藏傅山书画作品66组(件),包括《哭子诗》《赠李天生诗册》《寿王锡予四十二韵》《大贤有卷舒》等,有不少作品是第一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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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ligious views of Fu Shan.

2 Fu Shan liked Du Fu's poems very much, and he had written five book on Du Fu's poetic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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