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of Nine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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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an Dynasty Laws
The Nine-Chapter Law (jiu zhang lü)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law, and indeed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ese law. Its major content was passed on to the laws of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The Second-Year Law (er nian lü ling) was not in fact issu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ress Lü. The structure of the Han Dynasty laws cannot be readily understood from such concepts as zheng lü (main body of laws), pang zhang (supplementary chapters), dan xing lü (singly issued laws), zhui jia fa (amendments) and lü jing (interpretations of laws).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points to any status differentiation among different laws and acts in the Han Dynasty. At least in the time following the Second-Year Law, the Nine-Chapter Law was only a part of rather than a general name for Han Dynasty legislation. It does not cover the entire content of the Han Dynasty legislation and the fact that Xiao He compiled "nine chapters of law"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fact that the Han Dynasty law contained more than nine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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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律》
《九章律》是由西汉初年著名政治家萧何受命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典。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民心大悦的结果是，汉初统治者借助“三章之法”迅速稳定了关中局势。随后，汉高祖刘邦感到了法律过于简略的不便，以致于“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再加上“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 “相国萧何攈摭(jùn zhí，收拾的意思)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晋书•刑法志》记载：“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廐、户三篇，合为九篇”。可见，《九章律》是在《秦律》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律（事关徭役、防备）、厩律（事关畜牧、驿传）和户律（事关户籍、婚姻）三篇，一共九篇，故名。 汉代的主要法律除了《九章律》以外，还有叔孙通《傍章律》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一共六十篇。以上内容，皆可见于《晋书•刑法志》。
关于“萧何定律”的评价
所谓“萧何定律”，是指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大法。但《九章律》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领域，故叔孙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作为补充法。另外，还有由皇帝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汉代律令的法制体系，是汉帝国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萧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而《秦法经》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撰次诸国法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着《网(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所着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按“盗”是指偷盗、强盗。“贼”指伤害、杀人。“囚”指拘禁、断狱。“捕”即逮捕。“杂”包括诈骗、赌博、贪污、违反制度等各种犯罪行为。“具”是根据罪犯的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故曹魏改为《刑名》，列为篇首。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并用来治理秦国，但商鞅并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有所改革。首先是改六法为六律，并创立了收司连坐、告奸匿奸、私斗被刑、怠贫收孥等补助法。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七种，有的可以包括在商鞅的六律之中，有的则不在商鞅六律范围之内，可能是商鞅颁的补助法，或是商鞅之后颁布的追加法。总之，商鞅以六法治秦收到了显著的功效。《新论·随时》说：“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统治者过于迷信法治，施行严刑峻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所欲为，横征暴敛，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刑罚苛刻，人民稍有触及，就遭到残酷的镇压，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了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惨状。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政权。 在反秦战争中刘邦首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军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惟独萧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对于萧何此举的作用，史书多强调刘邦因此得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萧何定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刘邦集团中，知道重视法制建设的惟有萧何。刘邦入关后，在萧何的帮助下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约法三章”是临时性的“约法”，不可能保证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萧何就在楚汉战争时，利用留守关中的机会，“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可以说是萧何定律的准备工作。刘邦灭项羽，国家重新统一。萧何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说：“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法，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萧何定律是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兴》、《厩》、《户》三律，形成汉的《九章律》。这就是保证社会稳定，使各项事业走上正常的基本大法。尽管在汉武帝及其以后又颁布了很多新的律令，但多数属于补助法，或只适用于某种情况下的特定法，《九章律》基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直到东汉也没有改变。 以上是讲萧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汉东汉四百余年，对两汉的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仅如此，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讲，萧何定律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谓“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经》和《秦六经》;所谓“启下”，就是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律令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新政权的建立，都要进行法制建设和改革，魏晋南北朝隋唐当然也不例外。如曹魏篡汉后，就命陈群、刘劭等“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据《晋书·刑法志》记载，继曹魏之后的西晋政权也进行了法制改革，“就汉九章，增十一篇”，合为二十篇。东晋沿用西晋律制，没有什么变动。其后刘宋、萧齐王朝，除了颁布过一些补助律令外，没有什么大的举措。至梁朝，武帝萧衍曾“命沈约、范云定律二十篇”(《隋书·刑法志》)。在陈朝，武帝陈霸先命范泉“参定律令”，“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自余篇目纲，轻重繁简，一用梁法”，说明陈律基本沿用梁律，两者区别不大。在北方，北魏、北齐、北周都有法制建设。北魏以落后的鲜卑族入主中原，经过从无律到有律的过程，孝文帝以前法多而刑重。孝文改制，留心刑法，力主宽刑，然不见具体完整的律制建设，但《魏书·刑法志》记有《盗律》、《贼律》、《法例律》、《赦律》、《斗律》等律名，并依律断狱，说明北魏已经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北周“定大律凡二十五篇”，北齐“建新律十二篇”(《隋书·刑法志》)，说明北方政权的法制建设也没有中断。隋统一全国后，对法制建设尤为重视，先后三次颁布律法。杨坚建隋之初，颁律十篇，“多采后齐之制，颇有损益”，很显然这是过渡性措施。不久就命苏威、牛弘制定新律十二篇，“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至大业三年又定新律十八篇，总的精神是刑罚“并轻于旧”(《隋书·刑法志》)。由此可知,自秦汉至隋的法制建设和改革，都是以萧何《九章律》为基础进行的，故《旧唐书·刑法志》说：“自汉迄隋，世有损益。”这就充分说明萧何《九章律》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新法制已经形成，中国的律令体系已进入发达的新阶段，尽管如此，在唐律中仍保留了《九章律》的主要内容。然而《九章律》的影响不延及隋唐以后，宋代学者王应麟的《汉制考》，汉律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在清末康有为变法前后，也曾一度掀起汉律研究热潮，如杜贵墀的《汉律辑证》、程树德的《汉律考》、沈家本的《汉律摭遗》等汉律研究专著，都是这次热潮中的产物。清末汉律研究热潮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汉律，主要是《九章律》，在中国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清末变法制造舆论氛围。在方兴未艾的两汉文化研究中，对以萧何《九章律》为代表的汉代法律文化，确实不应忽视，有予以重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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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Nine Chapter Law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w in the Han Dynasty and had 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