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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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内向孤僻交友少 与师父周作人惺惺相惜
现代作家中，废名的性情较为怪异。他有点内向孤僻，交友不多，时不时一个人跑到北平西山过起隐居生活，常常与周作人书信往来，师徒两人惺惺相惜。废名生平活动的资料留下来的较少，因而有些年份就显得不很清晰。2003年出版的由陈建军先生编著的《废名年谱》一书，对废名一生做了详细地编年，但年谱对1931年废名的青岛之行介绍颇为简略，因为这方面的史料不多，目前所知较多的是1931年初周作人与废名及俞平伯之间的通信。最近，笔者发现一则关于废名在青岛的史料，可补《废名年谱》之缺。 为寻工作，1931年1月废名来到青岛 1931年5月10日刊发的《读书月刊》中有一则《青岛作家零讯》，介绍了当时到青岛的新文学作家的近况，一共九条。其中第一条为：“冯文炳：因赔钱过多而停刊的《骆驼草》，其编辑冯文炳先生，笔名为废名；现在青岛铁路中学，担任高级中学之‘文学史’及‘学术文’等功课教员。”其他八条分别介绍王统照、郝荫潭、顾绶昌、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王赓虞、蒋丙然在青岛的近况，其中郝荫潭、顾绶昌也在青岛铁路中学任教。由这则材料，我们可以推知废名在青岛的更为详细的情况。 废名离开北平去青岛的日期已无法考证，本可以从《周作人日记》中获得蛛丝马迹，可这一年周作人日记并未影印。可以推断的是废名去青岛的日期大致为1931年1月1日之后，1931年1月12日之前。因为，在周作人1930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记有废名下午去拜访了他，到1931年1月12日废名已经在青岛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 废名为什么要离开北平去青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生活所迫。1929年废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由周作人推荐而直接留校任教。废名在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并为工作到处奔波，当时他的那点稿费还不足够他的花销。1929年11月10日，沈从文致信胡适，谈及中国公学拟请冯文炳前来顶替他上预科三年级国文课一事：“若冯君来，于同学及从文本人皆为幸事，故仍盼去信冯君约其来申，学校多有一作者，同学方面向前机会更多，将来或且有不少同学能在创作一面有好成绩。”这封信也可知废名曾有去上海教书的意向，最后并没有去。1930年5月13日，废名与冯至、周作人等办《骆驼草》，算是找到了一份可以耕耘的事业，可惜到同年11月3日就停刊，总计出了26期。正如上面那则报道所说，《骆驼草》“因赔钱过多而停刊”，废名再次陷入窘境，而北平又没有合适的去处。于是，他去了青岛。 1931年1月12日刚到青岛不久的废名就给周作人写信，请他帮忙：“今早发一信，把日子都记错了。青岛这地方很好，想在这里住它一个春天，另写一信给平伯，请他或由他另约几位与杨振声有交情者共同写一信与杨替我谋三四点钟功课，不知如何，请翁就近向平伯打听一下。我写给平伯的信是由清华大学转，当能收到。” 在风气一新的青岛铁路中学教书 废名对青岛抱有好感，一方面这里聚集了一批新文学作家；另一方面青岛依山傍水，风景殊好，与喧嚣的北平相比，宛如世外桃源。他在信末注明“来信寄青岛铁路中学修古藩转”，很可能废名到青岛后就在青岛铁路中学，等待周作人与俞平伯的消息。修古藩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此时正在青岛铁路中学教书，他与废名在北大的时候应该就相互认识。据曾在青岛铁路中学上学的赵俪生在《赵俪生学术自传》中回忆：“第二个老师叫修古藩……修老师是大量将鲁迅、周作人作品和译品印成油印讲义发给我们的人。我们开始知道有《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日本短篇小说集》，都是从他讲课中得知的。他还推荐让我们订《沉钟》和《骆驼草》这类北大继《语丝》之后出版的小型新文艺刊物。” 周作人在收到废名信后，于1月15日给俞平伯去信说：“废名见青岛而大悦，想找一点教书工作，以便住到夏天，嘱设法托金甫，云亦有信寄园奉托。我去年曾为惠修去说过无效，所以这回拟恕不了，如兄能去信则望为之写耳。”此前，周作人曾帮杨晦向杨振声说过一次，但没有效果，所以，这次请俞平伯去帮废名疏通。这次的结果同样无效，废名最终没能在青岛大学“谋三四点钟功课”。2月3日周作人有信给废名：“废名兄：来信收到了。现在想暂在岛隐居乎？今日接到开明来函，计尊款共若干元，当于明日为将折子寄去，令其直接汇往青岛，想旧历年内可以到手也。总计此五个月中销出一千五百册之谱……在岛文思若何，得山水之助，想必有进也。匆匆不备。二月三日夜，作人。”从信中可以推断，废名此前想要周作人帮忙在青岛大学“谋三四点钟功课”的希望是破灭了。既然已经不能去青岛大学教书，那么是选择继续隐居呢？还是另寻前途？这又摆在了废名面前。 废名在青岛的时候，青岛铁路中学请了当时知名的维新人士宋还吾做校长。“他不仅一个人来，还带来了一大批受五四影响、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当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也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这样，大学、中学，串联兼课，新风气一下子就捅开了。”铁路中学的校园是赁租青岛大学的一幢大楼，与青岛大学堂是近邻，杨振声校长聘请的教师及其配偶，有很多就在中学里兼课。 当时的铁路中学因为宋还吾的到来，风气一新。许多老师都是北大、北师大毕业生，他们带来了新思想，“语文课堂上讲起了白话诗、白话散文、白话短篇小说”。修古藩毕业于北大，写新小说，郝荫潭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创作的长篇小说《逸如》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铁路中学就位于青岛大学校园内，校园风气趋新。废名没能在青岛大学谋得三四点钟的功课，转而接受了铁路中学的应聘，并教授“文学史”与“学术文”的课程。 1931年的废名颇为动荡。在青岛没多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又回到北平。回北平之后，废名并未就此停止脚步，同年南京的《现代文学评论》发布了一则文坛消息《冯文炳将来京》：“冯文炳为北方文坛中之健者，其作品颇多，擅长散文，笔名废名，闻冯近受南京《新京日报》之聘，将来京任该报副刊编辑云。”这一年，废名又去了上海，直到年底，废名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他才稳定下来，一直到抗战爆发，才离开北大回家乡黄梅。在创作方面，这一年废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废名的个性本是喜静不喜动，而1931年他却奔走于南北，并井喷似地创作了大量诗歌。可以说，1931年对废名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
废名是个性情中人
有骂废名的，更有不少力求写出废名真君子的文章。比如废名与好友熊十力的扭打“事件”，就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话说废名、熊十力往来密切，堪称好友，两人都研究佛学，常因观点不同争论不休，弄得四邻不安。忽有一天，争吵之声突然消遁，邻人好奇，前去探看，推门入屋，顿时大骇，原来二位学者竟扭打缠斗在一起。周作人曾对此记曰：“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烘烘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怀废名》） 有些事，亦可见废名的情性。有一年，他独自一人发痴般在北京西山租了三间大房，一人住了好久。又有一年，他特为他所崇拜、爱慕的一个女人，写了整整一部诗集，却又始终没有向人家表白过一句。 废名有个好朋友叫袁家骅，是他的北大同窗，新婚燕尔，双方如胶似漆，废名看得眼热，便也把乡间的小脚夫人接到北京。废名夫妇常闹矛盾，吵吵闹闹。每到吵架后，废名便到袁家骅家去诉苦。废名在家受不了夫人的气，整天都躲在袁家，又闲来无事，就玩麻将消遣。袁家骅夫妇加上废名只有三人，就创始了“三人方城战”。方城之战原本玩玩而已，偏偏废名与袁夫人都太认真，常常吵得面红耳赤。不过闹过之后的第二天，又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继续“三人方城战”。玩麻将不妨碍他工作，抗战前一年，他为林静希《冬眠曲》作序，为程鹤西《小草》及《小园集》各作一序。 卢沟桥事变后，废名和他的老师周作人一样，没有随大部师生转到大后方。周作人留在北京的“苦雨斋”，废名躲到雍和宫西仓后院，与行脚僧寂照谈经说禅。后来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里一所小学教书。在此期间，废名潜心研究佛学，著有《阿赖耶识论》。后来在1949年废名曾给诗人卞之琳看，废名认为自己对佛学的理解“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抗战结束后，废名经俞平伯的推荐，重返北京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升为教授。废名从黄梅到北京，只带儿子，把妻子留在乡下。废名完全不懂家务，每到吃饭时，便拉着儿子到熊十力家去蹭饭。熊十力也未带家眷，却雇了个男仆人在家做饭。废名吃饱喝足之后，就与熊十力争吵。说熊十力的新作《新唯识论》如何如何不好。 废名一生都尊敬周作人。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附逆，被关进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监狱生活比起周作人的“苦雨斋”，自然要凄苦多了。在南京审判周作人时，社会广泛关注。这是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郑振铎曾在《惜周作人》一文中，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不太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事敌表示“痛惜”，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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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i Ming illustrates the core of modern poetry view: "the poem of the contents, the prose of character" through numerous poems of reading.
2 Essay is a bridge to understanding Fei Ming, a man of letters and philosopher, and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link for the study of his works.
3 Home and Female: Ecology Narration in Fei Ming's 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