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tle of Liao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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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对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犯错误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重复犯错误。曾经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甲午战争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促我们深刻解剖、反思与自省，不仅仅是因为12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因为中日两国又分别站在了各自前行的十字路口。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我，成为影响两国未来走向、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反思历史，有助我们深化改革 120年前，日本奉行的是海外扩张战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终结了日本的扩张，剥夺了日本占领的别国领土。100多年后的日本，和平主义衰退，军国主义还魂，扩张战略被重续，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以及东海油气开采等，成为当下日本战略实施的新着力点。对这样一个曾经侵略扩张成性、让亚太人民深受其苦的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却往往采取了宽容态度。而对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史上曾多次遭日本侵犯的中国，他们却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日本“文明”优于中国。追根溯源，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为了摆脱外国强加的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要求，选择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国际法体系改造自身，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接纳，成功实现“脱亚入欧”。在战争爆发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借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标榜美化自己、抹黑诋毁清军，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示，给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清廷本质上输于制度建设，直接输于军事方面，同时也输在对国际法的理解、运用及话语权争夺上。 而今，日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而我们却仍对此重视不足。了解日本在战争中对国际法的重视与运用，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日近现代史的认识，深化法律制度改革。 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这些著述甚至夸耀说：日本帝国如同法、英、德国那样恪守战争法规则，以至于“这场战争中，日方经验将成为日后欧美诸国交战时的有益先例”。 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违反和践踏国际法的事例不在少数，尤其是旅顺大屠杀惨案成为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惨案发生后，尽管日军重重封锁消息，但还是有记者报道并在欧美国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日本政府一边收买媒体以减少报道量，一边公开辩解，并利用外交渠道百般掩饰其罪行。高桥和有贺两人也充当了政府的“御用工具”。他们指责“日军在旅顺袭击十艘载满难民船舶”的消息失实，说战斗中只有少数平民因误伤而死。有贺长雄承认在旅顺街上看到了2000具尸体，但辩称其中只有500多具是非战斗人员，并且大多数是壮年男子。他还讲述了日本军队是如何正确区分战俘与平民的，如在平民身上悬挂“不杀此人”的标示等，将日军连杀四天四夜的惨案描绘成“合法”战斗中的“附带损害”。 这两个日本随军法律顾问的言论，极大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对甲午战争的看法。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说：“日本，除了在亚瑟港(旅顺港)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外，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日本就是这样登上了“文明”国家的客船，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
中日甲午战争之辽东战役
九月二十五日，日本侵华第二军在日本联合舰队护卫下从大同江口渔隐洞出发，向辽南进犯，次日清晨在清军未布防的花园口登陆，后续部队分乘40余艘运兵船相继而来。此时李鸿章及清军大部正忙于应付辽东半岛北部战局，无力分身在辽南一带加强守备。十月初六，日军进犯辽南军事重镇金州，初八发起攻击。金州守军3000余人在徐邦道指挥下顽强抵抗，多次挫败日军。次日，日军调集重兵，用炮火压制清军火力，炸开金州城门，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清军势单力孤，被迫撤退，金州遂沦入敌手。这时，日本第二军约2.5万人已全部在花园口登陆。初十，敌人进攻大连湾，少数清军在前沿阵地堡垒内遥放数枪后即纷纷撤退，大部分清军早已在昨夜退往旅顺口，致使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严城巨防”的大连湾。二十日，日军扑向旅顺口，次日清晨先遣队行至旅顺北10公里土城子时，遭到徐邦道、姜桂题（1843―1922）率领的500多清军的阻击，受到重创，死伤50多人，不及收尸即狼狈后撤。二十二日，日军分兵三路再次进犯旅顺，二十四日清晨进攻旅顺前沿防线。在椅子山炮台、松树山堡垒、二龙山堡垒和鸡冠山炮台等地，两军相继开战。时至中午，旅顺前沿防线全部失守，清军退入旅顺市区。下午五时许，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亦被攻占，旅顺市区岌岌可危。当夜，清军乘风雨大作，放弃旅顺口，向金州方向仓皇撤逃。节制旅顺各军的北洋前敌营务处会办道员龚照？贪生怕死，早在金州失陷后即逃离前线。二十五日清晨，日军占领旅顺，清政府经营16年、耗资数千万的船坞、炮台，一夜之间全部沦陷。日军进入旅顺市区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市仅36人因被驱赶掩埋尸体而得免于难，仅埋葬在旅顺“万忠墓”中无辜百姓的尸骨就有2万多具。 旅顺、大连的沦陷使清廷朝野大为震动。光绪帝气愤异常，将李鸿章革职留任，并积极策划起用湘军，代替屡战屡败的淮军出关作战。是年底，清廷任命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次年初，刘率湘军开赴辽东战场，亲抵山海关节制关内外诸军。帮办东征军务的湘军大将吴大？率所部清军在营口、牛庄、鞍山一线重新构筑工事，以阻挡日军的进攻。日军为在辽东战场彻底取胜，也重新调动兵力，将第一军、第二军一部协调行动，向在辽河以东营口、牛庄、鞍山一线布防的清军发动新的攻势。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接替山县有朋为日本侵华第一军司令长官的野津道贯与侵华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在汤池举行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共同作战方针。二月初六，日本第一军占领鞍山，次日扑向牛庄。牛庄是辽河下游平原的一个街镇，外围无城廓。清将魏光焘所部武威军6营在此驻守。初八上午9时，战斗在牛庄外围打响，清军利用民宅土墙为掩体，与敌人激战，至中午被迫退入牛庄市内。是时，清将李光久（？―1900）率老湘军5营赶来，中、日两军遂在牛庄镇内展开激烈巷战，弹飞如雨，硝烟蔽空，双方逐屋争夺，犬牙交错。天黑后，清军不支，阵亡达千余人。魏光焘、李光久率少数清兵突围，牛庄失守。十一日拂晓，日本侵华第二军第一师团也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向营口发起总攻。营口位于辽河口左岸，为东北的重要通商口岸。清军原有2万多人驻守此地，但初九清晨，清军统帅宋庆对敌情判断错误，将主力调往田庄台，仅留3000余人驻守。由于敌众我寡，清军稍作抵抗即纷纷溃退。中午，营口沦陷。十三日，日军集中3个师团、近2万人的兵力向田庄台发起总攻。双方炮战十分激烈。不久，日军炮火占优，清军不支，遂向东北方向溃退，田庄台亦告失守，清军伤亡2000余人。此后，宋庆率军退走双台子，吴大？部退往锦州。辽东半岛及其以北的大孤山、宽甸以及辽河以西以北的田庄台等重要城镇全部沦入敌手。 辽东战役是中日双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大规模陆战。战役历时7个月，战场波及辽东半岛大部地区。清军苦心经营的鸭绿江防线、辽南防线和营口至鞍山防线被日军先后突破，防守兵力占优势的清军纷纷败退，致使辽东大部重镇沦陷，且直接危及奉天和京畿地区的安全。辽东战役失败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被日军威力所慑服，加紧了乞和投降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