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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cius
Mencius (about 372BC-289BC), known as Ke or Ziyu, was the direct disciple of Kong Ji, grandson of Confucius and called "the lesser sage" by posterity. He was also a great thinker, educator, and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and was called "Kong Meng" together with Confucius. In politics, Mencius advocated following the former kings and practiced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In academic theory, he praised Confucius highly and opposed Yang Zhu and Mo Di. Additionally, he advocated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and proposed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featuring "placing people before the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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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孝道观的现实意义

孝道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仁的根本,目前的公益广告或街谈巷议多有孝道的话题,孝道是永恒的主题之一。 关于“不孝有三” 孟子时代各种思潮涌动,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热门话题。可能有人批评舜没有报告父母就娶了妻子,是错误而且不孝的行为。孟子仗义执言,为舜进行辩护,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这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流传最广泛的一句话,成为人们生活常识中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是中国社会学、民俗学的重大题目。中国是以农耕文明建立起来的社会和国家,故家族传承便是最起码的传承。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很有意思,是以家庭为细胞,由家庭而扩充为家族,在由家族而扩充为部族,由部族发展为诸侯国。这样,家族的血脉传承便是第一大事。 中国到三代后便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其后形成的谱牒制度更增加了要有后代子孙的责任。这样,孟子对于舜的理解和维护就都可以理解了。可能是有人提及舜没有告诉父母就自己做主娶了妻子,因此孟子才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而没有后代是最严重的。舜不先禀告父母就娶了妻子,就因为怕没有后代,因此君子认为舜即使没有禀告也如同禀告了一样。”孟子的理解和维护是很有力量的,原因就是这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思想基础。如果扩展开来,生育后代也是对历史文化负责任的态度,既是对于家族的传承负责任,也是对全民族的文化传承负责任,也是敢于担当的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方面。不能只贪图自己这辈子轻松快乐就不要孩子,这样做实际也很自私和不负责任,不应该鼓励。 “不孝有三”,孟子没有直接说出具体内容,是赵岐注解说明是哪三点,即“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因此感觉这是孟子以前就存在的古训,孟子是在引用。而孟子时代,也有关于孝道的普遍认识,而不孝不是有三,而是有五了。 关于“不孝有五” 孟子在齐国和一位叫匡章的将军有交往,关系还不错。而这位匡章将军还是位有争议有故事的人物。《孟子·离娄下》第三十章开头一段是: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从公都子的语气和言辞看,匡章的罪名还不轻,影响也很恶劣。“通国”都说他不孝,这可不是小问题。但孟子不但与其有交往,而且还很尊敬和有礼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孟子看走了眼,还是另有隐情?孟子正是在仗义执言为匡章辩解的文字中提出“不孝有五”的这一话题,我们先看这一点,再说匡章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质疑,孟子理直气壮,回答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大意是说:“社会上所谓的不孝有这样五种情况:极其懒惰,四体不勤,不顾父母的赡养问题,这是第一不孝。好赌博好酗酒,不顾父母的赡养问题,这是第二不孝。好积攒货物钱财,只是私下里爱老婆孩子,不顾父母的赡养问题,这是第三不孝。放纵自己耳目的欲望,使父母蒙受羞辱,这是第四不孝。逞强好胜爱打架下狠手,危及父母,这是第五不孝。匡章有其中的一点吗?”这是笔者看到关于“不孝有五”的唯一文献,而且孟子还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那就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点,而这五种情况在当今社会上依然有大量的表现,在今天,依然也是判断是否孝道的重要参照。我们逐条分析之。 极其懒惰,四体不勤,不顾父母的赡养问题,这是第一不孝。没有什么本事,还极其懒惰,成天无所事事,吊儿郎当,到处闲逛,因为这样便没有收入,拿什么赡养父母?不赡养就很不孝,有的还吃父母、睡父母、摊开两手向父母要钱,现在名之曰“啃老族”,这种人还少吗?都能成“族”,就不是个别的。 好赌博好酗酒,不顾父母的赡养问题,这是第二不孝。赌棍酒鬼就是败家子,不把家败坏不能罢休,还指望他们赡养老人?没门。 好积攒货物钱财,只是私下里爱老婆孩子,不顾父母的赡养问题,这是第三不孝。有的人也能挣钱,但只顾自己的儿子老婆,根本不管老爸老妈。甚至有的人宁可在家服侍宠物而不肯到医院护理病重的老爸老妈。 放纵自己的耳目的欲望,使父母蒙受羞辱,这是第四不孝。吃喝嫖赌抽无所不好,还能过好日子吗?让人戳父母的后脊梁,有这样的儿子算是倒了大霉了,当然是不孝。 逞强好胜爱打架下狠手,危及父母,这是第五不孝。好耍横立棍,动辄打架伤人,住进板房,有的因为打架结仇而使父母蒙受耻辱和危险。 以上五种不孝的行为在孟子时代是普遍的,而在今天依然很多见,两千多年,不肖子孙依旧大批量存在,可见社会教育是个长期的问题。 匡章到底是怎么回事 匡章不幸,没有遇到通情达理的父亲;匡章有幸,遇到敢于仗义执言的孟子。匡章和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遇到全天下舆论谴责的压力是可以肯定的。在任何时代,如果一旦担负不孝的恶名便很难在社会上混了。而匡章遇到的恰恰是如此尴尬的情形。“通国皆称不孝焉”,这是极其严重的情况。现在动不动就人肉搜索,被搜索的人舆论压力极大。那个年月没有现代的信息技术,如果全国都说不孝,那出名该到何种程度。而且和父亲的矛盾又没有办法解释说明,故匡章的处境和心理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匡章有幸,当有人问及孟子为何全国的人都认为不孝的匡章交往而且还给以足够的尊敬时,孟子敢于针对全国的舆论,为匡章仗义执言,为其辨别冤屈。 孟子后面说:“那位匡章,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把关系搞僵化了而已。相互责善,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父子之间相互责善,是最伤感情的。那位匡章,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这种关系吗?就因为得罪了父亲,而不能和父亲亲近,所以赶出妻子,不见孩子,终身不要他们的赡养。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这种罪过就更大了。哎,这就是匡章啊!” 从语气体会,孟子对匡章充满同情,看来匡章遇到的问题可能很复杂。《战国策·齐策一》有关于匡章的记载。当时秦国军队欲攻打齐国,齐威王派匡章为统帅率领军队前去迎战。两军对垒,互相派使者来往。匡章就命部分士兵换上秦军服装,打着秦军旗帜而混入秦军营中。有人秘密报告齐王,说匡章的军队有投降的。匡章连续派,密探连续报告,齐王根本不听。坚决信任匡章。 后来齐军大胜,齐威王才解释说:“我之所以坚信匡章将军,因为匡章的母亲得罪他父亲,被他父亲杀死埋在马槽子下面。我答应匡将军全胜归来我为他改葬母亲。他说:他母亲是得罪父亲被杀后埋在马槽子下面的。他本人也有能力改葬,但父亲死前没有让他改葬母亲,如今改葬就等于欺骗父亲了。所以就不必了。他连死去的父亲都不欺骗,怎么可能欺骗活着的国君?因此我坚信匡将军。” 这个故事对于理解孟子的话很有帮助。看来匡章在当时是著名将军,也是国际名人,和孟子关系不错。匡章的母亲和父亲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也无法评价是非对错,但作为儿子的匡章确实没有可以指责不孝的地方。故国人的评价便有失偏颇。我忽然感觉这件事有点像韩愈《张中丞后叙》中的张巡和许远所受到的攻击,都是小人不能成人之美的诽谤和诬陷。孟子挺身而出,敢于和天下舆论唱反调,为匡章辩解正名,有勇气有胆识,伟哉孟子。 就匡章这件事看,夫妻关系太重要了。夫妻关系和谐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如夫妻不和,儿女最无奈,无法选边,尤其作为幼年童年的儿女来说,如果父母骂架打架,就是天崩地裂般的灾难。因此奉劝天下的夫妻,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矛盾则尽量协商解决之,且不要被儿女知道,这样才算是负责任的合格的父母。匡章遇到的问题就太严重了!他怎么做都不能算孝,不改葬母亲,就让母亲埋葬在马槽子下面,心里能好受吗?改葬母亲,却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属于扬父亲之过错,也不能算孝,因此天下人都认为他不孝,也是有道理的。而孟子能够换个角度看问题,为他的行为和人品正名,才留下这个生动而有警世意义的话题和故事。齐王也算是开明智慧的君王,他对于匡章的看法和评价是非常理智的。 久病床前出孝子 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久病床前出孝子”,孟子的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很深刻简明。 看《孟子·离娄下》第十三章: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大意说:“赡养父母还不足以算是大事,只有在临终时尽心尽力,送葬时尽心尽力才是大事。”儒家提倡孝道,提倡人伦之美,故赡养和送终便是孝养双亲的头等大事。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就明确提出,儿女对于双亲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但比较笼统,孟子这句话具有现实生活的感受在其中,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当父母生活能够自理时,保证其饮食起居的正常进行,保证钱财的供养,还不算什么难事。但当父母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卧床不起时,才是对儿女孝心的最大考验,能够做到尽心尽力才是很难的。故孟子这句话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俗语还说“家贫出孝子”,也是这个道理,现在一些儿女以收入低为由不给父母提供生活费,其实就是不孝。而一些很困难的人,照样赡养老人,照样尽孝道,这才是正常的人生。 当父母卧病在床最需要儿女时,儿女赶快尽自己的孝道,好好服侍,和颜悦色地服侍,这也是最后尽孝的机会,久病床前出孝子。无论生活怎样拮据,也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费用,不要推三阻四,承担起应该承担的部分来,家贫出孝子。

孟子:战国伟大思想家 儒家主要代表之一

孟子,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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