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Duke’s Militar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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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兵法之“八征”中的选人智慧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传说为周朝姜尚所著。《六韬》中对“选将”有这样一段记载：“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大意是：选人可通过八种办法实现：一是直接问他话，看看他的言辞表达能力；二是追问他，看他的应变能力；三是与他一起策划谋反叛变的事情，侦测他的忠诚度；四是明知故问，看一看他诚实与否；五是多给钱财，看看他的廉洁情况；六是许以美女，看看他的贞洁情况；七是通过突发事件，看看他的勇气；八是观其醉酒后的真实情态。 以上“八征”中，最常为现代测评技术所借鉴的是“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无论是使用面试技术也好，无领导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也罢，大都是在测评人的言语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在人际交往中的应变能力，很多面试官喜欢营造出压力面试的氛围，不断地追问，以期达到跟“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类似的现场效果，而这些更多的是对于人应变能力的考察，对于其他六项——“诚、德、廉、贞、勇、态”，现代测评技术则较少涉及，我们不妨来细细地探究如何将这六项智慧运用到企业组织管理中。 关于“诚” 企业是否需要忠诚？国家是否需要忠诚？回答无疑是肯定的，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企业领导者最为看重的品质之一，但是为什么在人才选拔中很少提及对忠诚的测量呢？笔者认为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忠诚是一个双向的概念。不仅包括员工对企业的忠诚，还有企业是否值得员工对其忠诚；第二，忠诚是人的一种特质，是一种恪守自己职责的信念。因此，这两者都很难准确把握。 在“八征”中提出的“与之间谋，以观其诚”这个办法，演绎成现代社会的选人方法，即：欲将某个人提拔到重要岗位前，可以在半年之前，就动用猎头公司频繁给其推荐机会，观其动作。孔子也曾提出“远使之而观忠”，即也可以将其派遣到外地，或者冷落之，以观其忠。 关于“德” “八征”里将德等同于诚实，但现代人对“德”的理解更为复杂，包含了诚实、正直、有公心、无私等。由于概念内涵较大，反而使得评价 “德”变得异常困难。“八征”关注了“诚实”这个方面，可谓是抓住了德最根本也最基础的一点，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连诚实都做不到，即使他再无私、再正直，也不会被认为是品德高尚之人。 在西方社会，诚实被誉为人身上最可贵、最不能丢失的特质之一。然而纵观现代社会，个别官员发出的声音，首先跃入人民群众脑海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如同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员如果言行不一，又怎么期待员工能够做到诚实守信？所以一个从上至下缺乏诚信的企业，也就不需要去测量这个指标了。 关于“廉” 所谓廉洁就是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觊觎公共财产，对待不应当属于自己的他人物品，即使别人主动送上来，也要坚持原则。当今社会，廉洁是一个被不断提倡却又被反复践踏的词。客观来讲，仅靠一个人的品性来保持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发达国家是因为采取了严厉的制度流程、政策，才确保了政府的高效廉洁。在企业中，同样需要建立一个规避人性自私、贪婪的有效机制，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考察人的廉洁品性。 从测评的角度来看，对于“廉”字可以在模拟情境中进行测评，例如“A方、B方的竞争性游戏，A团队的某队员作为整个游戏的财务管理者，观察其在整个游戏中，是否有为自己团队谋私利的行为”。由于这类游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真正对“廉”的评价，往往通过日常工作才会表现得更准确。此外，关于一个人是否廉洁，也不能轻易做出评价，一旦做出否定评价，那必须是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 关于“贞” 和金钱一样，女色也是许多落马官员案发的重灾区，是防止贪污腐化的关键领域，因此，用女色考验一名官员或管理者也是十分必要的。但使用“美人计”在测评过程中很难实现，而在日常的酒场、娱乐场所则比较容易见出一个人的品行。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贪图女色或者个人生活不够检点，更多属于个人隐私领域，这是否可归于企业或者政府应当关注的方面也值得商榷。在对央企领导班子的考核中，有一项是关于生活作风的考核，在国企或国家机关中，对有关领导干部进行该项考核要求的提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障碍重重，此外，即使发现有关人员存在不良生活作风，作为企业管理者来讲，也难以处理。 关于“勇” 这里的“勇”应该包含了敢于承担责任和智谋两个方面，这是对管理者比较重要的要求：关键时刻能够冲上去，把问题圆满解决。 其实在现代测评技术中，在案例分析、文件筐处理甚至是一些情景化的面试题中，都有对“勇”的测评，但是面对困难和问题，敢于接受挑战的精神，还需要通过具体真实的事件情景来激发，除此之外，通过一些心理测验产品，也可以对“勇”的底层特征进行考评，三者结合起来，将是对“勇”比较全面的诠释。 关于“态” 关于“态”的考核，可以凭经验来判断。例如人醉酒之后，每个人的表现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喋喋不休，有的人倒头大睡，有的人打人毁物……不同的醉酒表现有个性因素，也有修养、习性所致。醉酒之后，大脑神经系统麻痹，意识的支配作用变弱，伪装变少，更多表现出人的真性情和真习性，所以这个时候是观察的好时机。但在观察的时候，要能够准确诊断出哪些是由于醉酒的个性表现，哪些是真性情的反映。 “八征”作为西周年代“选将”的素质模型，虽然年代久远，但却为历代帝王将相所尊崇和使用，在孔子的“九征”、诸葛亮的“识人七略”中也都有所涉及。“辞、变、诚、德、廉、贞、勇、态”中，除了前两个是对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之外，后面六项都是对品德、态度、个性等潜在特性方面的要求，是古人对人才在冰山之下最原始素质的考量。相比而言，现代人更强调对能力的要求，这与现代工业社会快速的人才流动以及用人理念的变化有关，也与工业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有关。尽管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用人要求已经有所变化，但是古人所揭示的道理、方法和工具，却依然可以为现代用人理念和方法带来深远的启发。
学者：《六韬》成于战国中晚期齐国
《六韬》作为《武经七书》之一，在我国兵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中所少见。关于《六韬》一书的成书时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七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至今争论尚未平息。这里，对此分别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是姜太公自著说。《六韬》旧题姜太公著，并且自始至终是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蒋伯潜《诸子通考》据此认为，《六韬》成书于商末周初。笔者认为，姜太公本人既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又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和齐国政权的创建者，对于军事理论，确应有不少言论并被后世之言兵者所推崇。但今本《六韬》似乎不可能是商周之际的作品，仅从书写条件来看，那个时代就很难完成这种篇幅的兵书。 二是魏晋以后人假托说。《六韬》书名在《隋书·经籍志》“兵家”类中始见著录，而在《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却没有，仅在“儒家”类中著录有“周史《六弢》六篇”。明清一些辨伪学者就质疑其为魏晋以后人假托。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指出：《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自汉代以来，《六韬》一书一直在流传着，并无另外名叫《六弢》的书同时存在。因此笔者认为，颜师古的注解是正确的，《六韬》绝非魏晋以后的人所作。 三是楚汉之际作成说。由于汉代以后《六韬》已有著录线索，而先秦时期其来源不明，宋代罗泌于《路史·发挥·论太公》中提出：“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代崔述也说：“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笔者认为，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与《六韬》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都是先秦兵书，《六韬》当也不例外。在《淮南子·精神训》、《庄子·徐无鬼》和《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中，分别提到了《豹韬》、《六弢》、《太公阴符》都可作为证据，说明《六韬》并非成书于楚汉之际或汉代。 四是秦代成书说。《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述，秦末“圮上老人”授给张良《太公兵法》。今人张烈认为此《太公兵法》不是《三略》，而是《六韬》。至于《六韬》之名，是张良在整理兵书时所改定的。笔者认为，《六韬》书中多次提到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作战方式和他们之间的配合作战，其中车兵的地位被放在了首位，其次是骑兵，步兵则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秦代或楚汉之际军队构成及战争的实际情况不符。 五是春秋时期成书说。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对《六弢》的作成时代记载了三种他自己也不敢确定的说法：“惠、襄之时，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其中“惠、襄之时”与“孔子问焉”均属春秋时期。陈青荣《〈六韬〉书名辨析》因此认为，《六韬》“乃是齐桓公复修太公兵法时整理周室旧档案中的太公言论而成”。笔者认为，首先，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骑兵的大量使用及车、步、骑三大兵种的协同作战开始于战国前期，而广泛应用于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前326—前299年在位）时期，《六韬》中已有这些内容，述作应与此同时或稍后。其次，从篇幅、结构、文字特征以及军事思想等方面看，《六韬》都与战国时期的诸子书接近。战国兵书《吴子》、《尉缭子》中均有类似内容，它们的成书时间应相去不远。 六是战国后期成书说。在对前面五说的批驳中，从书写条件、著录情况、出土线索、文献引征、典型用语、篇幅结构、文字特征、军事思想、铁兵器使用、军队训练法等方面考察，孔德骐《六韬浅说》提出“《六韬》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后出的不少作品都赞同此说。笔者认为，此说虽然比较接近事实，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六韬》成书于战国中晚期。 七是战国中晚期成书说。笔者认为，《六韬》应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主要根据有四：第一，《庄子·徐无鬼》中女商以《诗》、《书》、《礼》、《乐》和《金版六弢》游说国君，这是其书作成于战国中期的佐证。刘宏章《〈六韬〉初探》也有相近看法。第二，在前述班固记载的三种说法中，似以成书于周显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时较为可信，这个时期属于战国中晚期。第三，《六韬》书中多次提及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作战方式和他们之间的配合作战，其中车兵的地位被放在了首位，其次是骑兵，步兵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战国中期至晚期的历史实际完全符合，而战国后期车兵的地位已有所下降。第四，我们判定一部书的成书时代，应同时考虑它的述作者。大家公认，《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而齐威王在位时间（前357—前320年）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基本吻合，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编写兵书的知识和才能。因此，笔者认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