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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of Change
The Book of Change, i.e. the Yi Jing, is one of the Three Changes and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The Book of Change i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uman practice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ideas and wisdom of the Han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So it is honored as "the source of great Tao". With extremely rich content, it ha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all field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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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周易》思想

管子(公元前723 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颍上人(颍上县),周穆王的后代,春秋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华夏第一相”。《管子》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托名管仲,但并非管仲所著,它是汇集了从春秋到秦汉多家学说的一部论集,《管子》一书,蕴含着《周易》“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表现人与自然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周易》最高的理想境界。它强调人与自然,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协调统一。“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当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哲学界是一贯始终的,但诸子百家对其理解各有不同。如老子主张的是“向天而合”,先秦儒家却注重“天人之分”的伦理;孟子趋向于“天和与人”的思想。《周易》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原生态的母体,《管子》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常”和“天道”的概念,与诸子共同养育了“天人合一”思想。管子辅佐齐桓公执政40年,使齐国成为春秋霸主,客观上发展了中华文明。管仲的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为了富国强兵,在天道观和人道观上多有建树。 自西周以来,中国哲学在天道观上讨论了阴阳、五行以及“物生有两”的思想,但未把“天道”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明确提出来。《形势解》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这里所谓的“天常”,实际讲的是天气、天象的规律性,就是天气天象变化中那个守恒不变的东西,“常”已成为一个哲学概念。这是管子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天常” “天道”的概念。“天常”的本质,管子用阴阳的概念来说明“春秋冬夏,阴阳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作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管子把这个守恒不变的东西看作是阴阳,实际上就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 《管子》所说的“天”,不是上帝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他强调天的客观性,但也不否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形势》篇中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在《版法》篇中他更明确主张“法天象地”“法天合德”。天地“无私无欲”,人君也应该无私无偏,人君要有广阔的胸怀,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管子·形势篇》说齐桓公“欲王天下”,是政治活动,但在管子看来,主要是把握“天之道”,即自然规律。如果违背了“天之道”的自然规律,就是有了王权也会丢掉。 《管子》的五行论。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先人认识自然、解释自然创造出来的一种取象方法。五行的意义包含着阴阳变化过程的五种基本动态,是揭示宇宙规律的理论。20世纪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其《要》篇中说:“《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之,故谓之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之,故律之柔刚。”在战国中期齐国人邹衍对原始的阴阳五行说加以改造,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而管子对阴阳五行的完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管子》一书中,留下阴阳五行结合的不少内容。《管子·禁藏》中,五行体系开始渗透于阴阳学说,表现在“四时教令”思想体系之中。贯穿阴阳五行思想的篇章,主要有《七臣七主》《地员》《幼官》等。《管子》建立了一个以气为本原,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融合阴阳说与五行说于一体,并配以四时(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中的比较完整的阴阳五行体系。

《周易》:揭示人类思想和宇宙本质规律

《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者,乃周朝之时的易经,属于三易之一。 《周易》的诞生地就是现在的世界遗产城市安阳市。羑里城位于安阳市区南10公里处。 《周易》是中国周代的典箱,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西方文明有《圣经》,东方文明有《周易》。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与源头,对中国后来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至到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连《论语》中也多处引用《周易》的词语。 《周易》是一部古代经典,是关于人类思想和宇宙本质规律的学问,其原理在得到正确认识后,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周易》的作者周文王姬昌在商纣时期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今安阳市汤阴北),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周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 《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周易》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随着时代演变,文字含义已多不为世人所理解,《易》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周易》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简称《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周易》经部本是筮占书,其文字部分是对相应易卦象征意义的解说和人事吉简吉凶的判定,而传部是对“易”的理解和对《周易》文辞的发挥等内容。 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称为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如果再考虑阴阳的状态,则阴阳概念又进一步划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情形,可以用“X,O,--,-,”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之。六十四别卦每一卦的每个位次上都可能有四种阴阳状态,于是全部易卦系统就共有4096种不同的卦。如果将阴阳性质构成相同的各个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主卦卦名相同的六十四种分系统,可以称为某某卦系。《周易》经部文字说明的内容就是对六十四卦系中部分易卦的象征意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事吉凶判定(称为占断)。其中每一卦系的第一条内容是相应的全静卦的占断,其后的六条(乾坤卦系有七条)内容是顺次排列的对相应卦系一爻动的卦的占断。秦汉以后的易学对此都存在错误或者说模糊的认识。 占筮及《周易》一书起源于甲骨卜的实践,或许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系的卦辞。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继承了孔子对周易的发现,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 按照古书记载,易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春秋时代,《周易》作为占筮书流行,不断有人对它进行解释和研究,其中包括孔子,到战国时期,便出现了《易传》七种,包括《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序卦传》、《杂卦传》合共十篇,称为“十翼”。后来《易传》被编入《易经》,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 《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难之事,不是求助于偶像,而是运用通过八卦今昔信息预测的科学方法,预测自然和人事吉凶方面的有关信息,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易卦及《周易》,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 《周易》这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之所以能长存于世,正在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它独特的超前预测、超前反映的功能是目前任何科学仪器无可比拟的,可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人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感应器,它本身就有预测信息的功能,而且分工细而严密。摇卦时铜钱平放于手心,人的易场力作用于铜钱,使之按照感应易场发生运动,于是铜钱的变动就反映了相应事物的阴阳变化。 目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停步不前,思想混乱,实际应用容易趋向神秘主义。上述状况严重歪曲了易学的学术地位,阻碍了中华易学良性化发展的步伐,蒙蔽了易学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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