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in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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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与《淮南子》
卓尔不群的淮南王 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解决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确立了基本准则：“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一准则指导后人推翻吕氏集团，取得成功。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继位，同姓诸侯王以“布衣昆弟之心”对待皇帝，且不断膨胀，景帝刘启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54年）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趁势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压缩诸侯王的行政权。从这一年到景帝驾崩，基本上是淮南王刘安率领一批门客撰写《淮南子》的时期。 这时的刘安已没有当年刘长与刘濞等在军事政治上与皇帝公然对抗的实力。刘安本人总结了参与“七国之乱”未遂后的教训，转而致力于学术追求而写作《内篇》。他以“天人合一”的观念考察远古到汉代的历史，发觉君主专制不合天地，不符古今，违背三王之风，设计出了一个君主领导下以法籍、礼仪为准绳治理天下的国家体制。 刘安于刘彻继承帝王的当年就将《内篇》献给刘彻，天真地以为皇帝会采纳他的主张。刘彻登上帝位时才16岁，刘安比他年长23岁，他俩有相似的爱好。但刘安皇叔的身份又使刘彻心存警觉，而且，他发现《淮南子》的一系列观点，不符合他加强君主专制的要求。读到《内篇》时，他也在反思先辈的经验教训，发觉父祖多从军事、政治等方面采取措施，来应对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而不重视观念、意识的教育感化这一根本。于是顺着陆贾、贾谊的思路，汉武帝在察举中发现了公孙弘、董仲舒，找到了以“《春秋》大义”为标榜的、经过改造的儒学。新的儒学建立了完整的“君权神授”的理论体系，解释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这套思想体系比《淮南子》更有利于君主专制。 淮南狱的实质 公元前124年，淮南王门客雷被告发淮南王之子刘迁阻挠其参军征伐匈奴。朝廷先后交河南郡、廷尉、中尉侦办。第二年，淮南王孙刘建告刘迁有阴谋，皇帝交廷尉及河南郡侦办。公元前122年，皇帝派廷尉监及淮南国中尉配合逮捕刘迁，最后，刘迁及刘安先后自杀。 朝廷审理淮南狱的官吏都是司法官及行政官员，没有动用武装力量。用现在的语言说，汉武帝一直将淮南狱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那么这是什么性质的刑事案件？汉武帝亲自为它定了性：“不久前，淮南衡山两王研究文化学术，运用掌握的财力，使接壤的两国紧密勾结，用邪说蛊惑人心，煽动篡夺皇位……”汉武帝从思想领域追究淮南王刘安，他手中的主要证据就是刘安献给他的《内篇》。他兴起淮南狱，是要挖掉反叛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源。 《淮南子》的思想价值 西汉初年，民间还残留着一些原始社会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刘安用这些思想来否定君权神授。《淮南子·修务训》中一段话的译文是：“圣人登上帝王之位，不是为了自己欢乐、放纵。因为那时社会上强蛮的压制弱小的，人多势众施暴于人少力薄，狡猾奸诈的欺侮愚拙老实的，勇敢莽撞的侵犯胆小怕事的，有知识的不教授别人，有财富的不分给穷困的。所以大家拥立天子主持公平、公正，消泯种种不合理。”由此他提出：第一，天子不是神授的，是庶民百姓推举出来的；第二，天子不应该淫欲无度，追求享乐；第三，天子应该主持社会公正，财富平均，扶助弱势群体。 《淮南子》认为：皇帝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必须设立三公九卿来辅佐他；国土广大，地理条件不同，风俗习惯各异，必须设立诸侯国管理；这么大的天下，这么多的事务，都依托于一个人，就像将千钧之重悬挂在细细的树枝上，极其危险；君主应该集中精力调动大众积极性，协调各方力量，使之团结一致。 《淮南子》说法律不是某某人创造出来的，也不代表某个人的意志。“法律制度的作用是使民俗淳朴，调节国家整体的轻重缓急。”法律还有个重要作用：“约束国君，使他不至于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由此刘安提出三个重要观点：法律是衡量是非的标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国君以法律约束和指挥臣民，国君必须成为守法的典范，才能保证自己诏旨的顺利推行；亡国的原因，不是没有国君，而是没有法律。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等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独尊儒术”也才起步。有的史论中说《淮南子》的理论与汉武帝的观念相冲突，这是对的，但说它反对独尊儒术就荒谬了。《淮南子》批评儒术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不仁不义，但并不否定儒术的基本理论。《淮南子》称孔子为“夫子”，正面引述他的言行有36处之多，连孔子的学生宓子贱等也备受赞赏，说刘安因反对独尊儒术而遭追究，不符合史实。
《淮南子》与墨家
一 对墨家学派思想渊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人物以及主要的学术思想，《淮南子》中都有较为完整的描述。《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要略》中写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简)服生焉。” 这里，淮南王清楚地指出了两个学派共同的学术源流和产生分歧的原因，它成为研究儒、墨学派分野的关键之所在。 儒、墨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其一，儒、墨所“修”的“先圣”，即古代贤君尧、舜、禹、汤、文、武，则是相同的。如《墨子·所染》：“舜所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尚贤》：“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法仪》中也载：“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其它许多篇章如《兼爱》、《天志》、《鲁问》等也记述了“先圣”们的业绩。而在《汉书·艺文志》中揭示儒家的宗旨和效法的代表人物时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此可知，儒、墨两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儒家“宪章文武”，而墨家则特别尊崇夏禹。《兼爱》中这样描述禹：“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灑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千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还说：“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这里明白告诉我们，《墨子》中的“兼爱”说，就是从禹那里学来的。当然，墨子也并非排斥其它圣贤，他从周文王、商汤那里也求得了“兼爱”的思想。《大取》中也说：“为天下厚禹，为禹也。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人爱也。厚禹之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说明禹“厚爱”天下人，也得到天下人的“厚爱”。这是“夏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庄子·天下》中说得好：“子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九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为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由此可以说明，《要略》中所述墨子倡导的“节财”、“薄葬”、“闲(简)服”的政治主张，就来源于大禹。这可以说与儒家同中有异吧！ 其二，对“六艺”的研修，有共同点，也有差别，还有对立。《淮南子》中的“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是“孔子之术”的核心内容。 考今本《墨子》，引《诗》九次。如《尚贤》：“《诗》曰：‘告女忧卹，诲女予爵。孰能孰热，鲜用不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这四句见于《大雅·柔桑》。而《毛诗》郑笺云：“谓治国之道，当用贤者。”与《墨子》的解释完全吻合。《尚同》亦载有：“《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周爰咨谋。’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此二则见于《小雅·皇皇者华》。《毛传》：“国君以送使臣也。”其意亦与《墨子》释义相合。而在《公孟》中还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记载，说明孔子删《诗》，授《诗》，其篇目也和墨子所见篇目内容相合。 《墨子》中引用最多的是《尚书》。《七患》中引有《夏书》、《殷书》、《周书》，《尚贤》引有《汤誓》、二引《吕刑》，《尚同》引《吕刑》、《太誓》，《兼爱》引《泰誓》、《禹誓》、《汤说》，《天志》中引《太誓》，《明鬼》引《周书》、《商书》、《夏书》、《禹誓》，《非乐》引《太誓》、《武纪》、《汤之官刑》，《非命》四引《仲虺之告》及《太誓》、《召公》、二引《去(太子)发》，《公孟》引有《箕子》，共二十七处。由此可知，墨子对《尚书》的内容是多么的熟悉了。 至于孔子所修鲁史《春秋》，《墨子》中虽没有言及，但是却涉及到众多的史书。《明鬼》篇中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这当然包括鲁史《春秋》在内。不仅如此，《墨子》中还引用了许多古籍，以明其说。《尚贤》中谈到求贤、选贤时说：“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 《尚贤》有“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尚同》有“先王之书《术令》，先王之书《相年》。”《兼爱》有“《传》”，《非命》有“于三代《不(百)国》有之”，“禹之《总德》有之。”由此可知，墨子对三代和众多诸侯国的史料，都做过精深的研究。其涉猎之广泛，在古代哲人中也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远远超过了孔子。 对于《易》，《墨子》中没有片言论及。但是其中也有关于龟筮占卜的记载。《亲士》中论述“太盛难守”的观点时说：“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意思是说，具中灵验的大龟，最先被烤干用来占卜。他认为神龟有灵验。《耕柱》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目明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务饗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由此可知，墨子是相信“白若之龟”的灵验，能预测数百年之后事，而“圣人”、“良臣”、“桀相”的智慧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而在《贵义》的记载中，却反映墨子不信占卜。“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日者”就是占卜时日吉凶的人。“日者”对墨子的行程占卜，也有应验。但墨子对以《易》中占卜吉凶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神龟的灵验，则笃信不移。这种行为，反映墨子学说中的一种矛盾心态。 儒、墨两家的分水岭在于对《礼》的不同态度。孔子所维护的是代表周代贵族利益的“礼”，而“贱人”出身的墨子则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墨子对《礼》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其礼烦扰而不说。”墨子非《礼》，并非抛弃全部礼义。《鲁问》中说：“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他要维护正常的“礼”。墨子强烈反对繁文缛礼和形式主义之“礼”。《非儒》中这样批评儒家奉行之礼：“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非则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其二，“厚葬久财而贫民。”这是批判儒家的“葬礼”。《节葬》中说：“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因此，墨子强烈反对儒家葬礼，倡导“节葬”。 其三，“(久)服伤生而害事。”《节葬》中写道：“处丧之法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絍絍矣。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 可知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礼》的方面，认为儒家所倡扬的周代贵族礼仪繁杂琐碎；葬礼中提倡的厚葬，浪费了大量的财物，而使国家和百姓贫困；丧礼中规定的长期服丧，会妨碍各项事业的正常进行。墨子的批判可谓抓住了要害。因此荀子《礼论》中认为，对“礼”的不同态度，这是“儒、墨之分也。”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淮南子》中对儒、墨同源而殊流的概括，是高屋建瓴而符合历史事实的。儒、墨两家都赞赏《诗》、《书》；对《春秋》的研究和运用，孔不如墨；对《易》，孔子曾潜心钻研，而墨子信龟不信“日者”。对《礼》，儒家颂扬，墨家批评；对古代圣贤，孔、墨都是赞美，孔子重在文、武，墨家重在夏禹。由此可知，墨子知识极为广博，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和科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成就；他对孔子的儒家文化，有批判，有继承，更有创新，正因为如此，才能开创儒、墨中分天下的局面。 《淮南子》中还对墨家学派的组织和人物活动，也有清楚的记载，宛如群象跃然纸上。 墨家是先秦唯一的有严密的组织、鲜明的宗旨的学派，它与其它各家的松散联系大不相同，因此就有很强的战斗力。《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主术训》中也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 这里说墨子的弟子有“百八十人”，又说“数十人”，虽具体数字不同，但弟子众多，纪律严明则是无可置疑的。《墨子·公输》中有“臣之弟子禽滑釐(不清)等三百人”，而在楚阳城死难的墨子徒属有一百八十人(《吕览·上德》)。《淮南子》记述三人。《修务训》：“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复听也。”此则化自《吕览·去宥》，彼文作“东方之墨者谢子”，“秦之墨者唐姑果。”可知后期墨家弟子为争宠而失去墨家“尚贤”的宗旨。《道应训》也记有“墨有田鸠者，欲见秦惠王。”《汉志》有《田俅子》三篇，知其为齐人。 墨家学派为天下人的利益、为理想和事业，“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忘我奋斗精神，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写照，是墨家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而墨子就是这一精神的倡导和实践者。淮南王怀着十分赞赏的笔调写道：“圣人之从事也，其存亡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这就是墨子“欲利人”的“兼爱”、“非攻”政治思想的闪光之处。 墨子一生奋斗不息，留下了许多佳话。《淮南子·修务训》：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墨子宣传自己的学说，到处奔波。“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公孟》)。《墨子后语》中总结说：“盖生于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可知在黄河、长江、淮河中下游流域，到处留下了他的踪迹。 《淮南子》中对墨子时代的学派之争也有记载。《汜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这里对孔、墨、杨、孟诸子纷争学术论战的焦点，作了非常精辟的归纳，可知三家都与墨家进行了长期论战。 战国之初，儒学逐渐衰微，墨子抓住儒学中《礼》、《乐》之弊端，发动强大攻势，墨学遂代之而兴起。《吕氏春秋·尊师》中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这是儒、墨并称“显学”时期。墨子死后，比墨子稍后的杨朱，与墨学展开辩论。《列子·杨朱》就记载：“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这是墨、杨并立之时。战国中后期，儒学复兴，孟、荀维护《礼》、《乐》，猛批墨、杨。《孟子·滕文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并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子·解蔽》中指斥“墨子蔽于天而不知文。”这样，在儒、道、法等诸家夹击之下，又加以墨学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到了战国晚期，墨家就逐渐式微了。由此可知，淮南王为我们描绘的战国诸家争锋与消长，是很有见地的。 二 作为汉初黄老治国理论纲领的《淮南子》，对《墨子》也有所吸收，具体体现在治政、伦理、逻辑、教育、军事、科技等众多的领域。 《墨子》的“兼爱”、“非乐”、“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政治思想，在《淮南子》中都有充分的发挥。而对儒家宣扬的礼、乐，《墨子》和《淮南子》的批判态度都是一样的。 《墨子》主张“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指出“尚贤之为政本。”在《尚同》中，他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是没有选贤来进行治理。“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大夫；以远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这是墨子设计的从“天子”至“乡里之长”的广泛的选贤制度，以确保国家从上至下的“贤者”统治。《淮南子》中强调国君治国要任用贤才， 《汜论训》中说：圣主“举贤以立功。”又说：“古者法设而不犯，刑错而不用，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天下、国、县、乡都要举贤治政。可知它完全化自《墨子》。《墨子》中“尚贤”的原则是：“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而《淮南子》也主张人主举贤不计贵贱、亲疏、敌友，唯才是举。《汜论训》中记载：“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百里之饭牛……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缧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这些人物或置危难之中，或身处卑贱之位，人主慧眼识英豪，委以大任，就能兴国安邦，威慑诸侯。尽管二者对举贤的主动者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举贤的主张则是如出一辙。 在“节用”方面，《墨子》与道家的观点相同。《鲁问》中说：“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节用》中大声疾呼：“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对于饮食，《节用》中载：“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芳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在《淮南子》中，把节俭作为国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主术训》中说：“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节用》中对“尧”施政节用十分赞赏：“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肱，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而《修务训》中有“尧北抚幽都，南通交阯。”《主术训》中说：“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可以说，“尧”是墨家和黄老道家心目中共同的奉行节俭的典范。 对于“节葬”，墨子与淮南王观点也是相同的。墨子提倡节葬，强烈反对厚葬。《淮南子》中亦然。“古者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足以收敛盖藏而已。”尽管时代、学派、政见不同，但是墨、道的节葬观如此相似，正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不同流俗。 墨子谴责“好攻伐之君”，痛斥专务扩地侵壤，掠夺人民的战争行为。《非攻》中记载：“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开三家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淮南王对务力侵地扩张的智伯，在《道应》、《人间》、《主术》、《泰族》中的二十余处提到他。《人间》中说：“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氏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可知，《淮南子》在这一点上是继承了墨家和道家讨伐不义、反对兼并，声讨扩张掠夺的精神，其旗帜更加鲜明。 《淮南子》中对儒家“乐”的批评，也与墨家一致，而更加具体和深刻。《鲁问》中说：“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非乐》中载：“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由此可知，墨子反对的是国君向人民“厚敛”，而供自己享乐，这只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而“无补”于治。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淮南子·齐俗训》中这样说：“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奢侈、豪华之乐，结果是耗费资财，扰乱政事，因此是要反对的。淮南王对使用音乐的指导思想是：“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可知刘安对音乐的认识和处理，既吸收了《墨子》反对的“熹音湛湎”的观点，又避免了一概反对音乐的片面性。 而对儒家“礼”的批判，《淮南子》则比《墨子》更深入、更全面，他以进步的历史观来指斥儒生的愚顽。《汜论训》： “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他批评丧礼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本经》)。对婚礼，“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对帝位继承， “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汜论训》)。可知他对《礼》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批驳。 在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淮南子》对《墨子》也有继承和发展。 《墨子·经上》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久，合古今旦暮。”可知“久”指的是特定的时间。《经上》：“宇，弥异所也。”《经说上》：“宇，东西家南北。”“宇”指的是特定的空间。《经下》又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这是说，事物运动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淮南子》对墨家的宇宙论有所发挥，并进而提出宇宙无限的思想。《齐俗训》：“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缪称训》中也说：“道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原道》：“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淮南王的“宇”，包括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位的三维空间，“宙”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它是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时间是永恒的，空间是无限的。 《墨子》对“名、实”关系研究，是墨子对认识论的一大贡献。《经说上》：“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又说：“名，物，达也。若实也必以是名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里提出“名实耦”的概念与实际相一致的问题。《小取》中并提出“以名举实。”《淮南子》中接受了先秦诸家特别是《墨子》中的名实论，并用之于治政。《说山》：“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说林》：“或为冢，或为陇；或为笠，或为簦，名异实同也。”可知淮南王对“名、实”问题辩析得多么清楚。《要略》中还说：“《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 “循名责实”，成为国君治政的重要方法。 《墨子·贵义》中有一个论述名、实关系的有趣的范例：“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瞽者只认识白、黑的词语，而对于实物则茫然不知所措。《淮南子·主术训》也加以援引：“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缟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生动地揭示了认识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 “类”的概念提出，是墨子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一大贡献。而墨子之后的二百年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有所创新的，淮南王一人而已。在《墨子》中，提出了“类”、“知类”、“类名”、“察类”、“同类”、“类取”、“类予”等许多“类”概念的理论，丰富了辩证逻辑的内容。《淮南子·诠言训》中说：“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这是谈“类分”。《齐俗》：“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这里是“别类”。《说山》：“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而取之。”这是“类取”，《说林》：“尝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尝抱壶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这为“知类”。《说山》：“貍头愈鼠，鸡头已瘘，虻散积血，斫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说林》： “人食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这讲“类推”、“类不可推。”对“类辩”的描述则有：“或类之而非，或不类而是；或若然而不然，或不若然而然”(《人间》)。“物类相似若然，众而难识”(《人间》)。它与《墨子·小取》中的“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的推理论，都成为“察类”的主要内容。 墨子特别重视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淮南王也有很大的影响。《墨子·所染》中说：“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所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可以知道，墨子认为人的本性尤如洁白的素丝，所受到的教育、所处的环境不同，就可以完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后天的教育就非常重要。《说林训》中说：“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齐俗训》中有：“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在《修务训》中举“马”驯化为例：“故其形为马，马不可以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可知淮南王对墨家的人性观和教育思想，观点是一致的。在厉志学习方面，《修务训》中指出：“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认为学习是磨制利剑的“砥”石和给铜镜抛光的“玄锡”，人的素朴的本性经过“砥锡”的加工，便锋利无比和光彩照人了。而墨子《鲁问》中也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治；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认为人人要接受教育，加强品行的修养。无疑，墨子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 在先秦杨朱、孟子、荀子、韩非等思想家对墨家不断挞伐的情况下，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和黄老学派思想为主体的《吕氏春秋》，对墨子的评价则比较客观公允，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刘知几《史通》)的《淮南子》。《淮南子》中接受了《庄》、《吕》对墨子的正确评价，在西汉天下大一统、道家思想作为治政的指导思想的大势下，对墨家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倾向的记载，就更为人珍视了。 在淮南王眼里，儒、墨具有同等的地位，故常以“孔墨”并称。《道应训》中说：“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孔、墨终身不过是教授弟子的一介寒士，无权无势，但是他们却成了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的“君”、“长”，成为人人仰慕的对象。可见孔、墨的道德和学说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孔、墨是当时两位智慧高超的博学大师。《主术训》：“孔、墨博通。”“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墨子是一位“农与工肆”出身的发明家。《齐俗训》中说：“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墨子特别谦虚好学。《道应训》：“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这样一位大军事家，却从来不肯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 毋庸置疑，《淮南子》中对墨家也有批评。其观点也是实事求是的。 《俶)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一橑而轮之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已以为独擅之，不通于天地之情也。”淮南王认为，诸子各家的学说，各自都有自己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什么四家学说逐渐衰亡，有的仅是昙花一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如同盖房顶缺少一根椽子，车轮少一根辐条，如果存在，也可以充个数；如果没有它们，对于治世也并没有任何妨碍。这就明白指出，这些学说治世功能不大，所以就自然走向了没落。在秦末和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为主体，儒、阴阳、纵横、兵等各家学说都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四家却未见踪影，可见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功用是不大的。 对于儒、墨产生的时代及弊端，《俶真训》中这样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这里说两家均产生于王道衰微之时，墨家从儒家分离，双方门徒开始了辩论。“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这里所提出的“华诬”、“弦歌”、“繁礼”、“绂冕”、“聚众”、“积财”云云，淮南王所批的是儒家，与墨家宗旨不类。《庄子·天地》记述灌园人批评子贡说：“子非夫博学以疑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买名声于天下者乎？”所以，这里的批墨不能成立。 《俶真训》中还说：“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又况所教乎？”这里的批判很中肯。孔子倡“仁”，墨子倡“义”，而自身却免不了疲困。这样的学说连自己都不能施行，又何况教授的弟子呢？儒分为八，墨裂为三，攻辩不休，正是这种情况。《墨子·非儒》中说：“孔子诸弟子，子贡、季路辅孔-以乱卫，阳虎乱鲁，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开形残。”《庄子·天地》云：“汝(指子贡)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天下》对墨家也有批判：“为之大过，已之大循。”“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为圣人之道，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对“巨子”的争夺，“至今未决。”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两家的局限性。 对儒、墨两家的丧礼，尽管双方争辩激烈，而《淮南子》却与二者不同，它是这样认为的：“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于情，葬薶称于养。”淮南王认为，《仪礼》和孔子倡导的“三年之丧”，是强迫人干做不到的事，只是用虚伪的礼节来粉饰他们的情感。而夏后氏和墨家倡导的三月之丧，则是断绝人的哀思而迫使切断人的情感。两家都不去探讨人的情感的来龙去脉，而务求推行与人的情感相违离的制度，这就行不通了。刘安的态度是这样的：“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已”，“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汜论训》)。“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对于“死”，也要顺其自然，不厚葬，不久丧，要以“适”为原则。他认为，“生，寄也；死，归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精神》)。在生死观方面，儒家的贵族奢华，墨家的平民节俭，都不如道家的豁达超脱。 儒、墨作为一种政治和学术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志》)，对于墨家，虽“俭而难遵，其学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汉初黄老道家，对墨家也有采撷。《汜论训》中说：“高皇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天下雄隽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后堕溪谷，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就是说，儒墨对夺取政权帮助不大，但对巩固政权不无裨益，著名的节俭皇帝汉文帝曾遗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这就是汲取墨家的思想成果。可知，墨家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仍起到一定的作用。 淮南王的记述，为我们展现了墨子的人格、学识、学派和学说的概貌，而墨家与孔、杨、孟等诸家的思想交锋，也历历在目。墨家虽在战国后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精华，却被《庄》、《吕》、《淮南子》和汉代黄老道家所接受，并成为西汉治政思想的一部分。他的节用、节葬、简服、尚贤、重教等政治观及对逻辑学的重大贡献，也早已汇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而淮南王刘安的远见卓识和囊括百家的博大襟怀，也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