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heng (On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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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衡》到《问道》
在同我有过学术交往的十多家出版社中，福建教育出版社是留给我印象最深而相与最亲切的出版社之一。 199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当时任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黄旭先生来访，我在六道口静淑苑小区的寓所接待了他。一张书桌，两杯清茶，窗外小雪淅淅，屋子里暖意融融，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从那时起，我结识了黄旭，也结识了福建教育出版社。没多久，我动了办一份纯学术的以书代刊式出版物的念头，遂托学友张文质先生跟黄旭联系，大约是心有灵犀的缘故吧，这件事几乎没有商量就办成了。有幸问世的出版物取名为《论衡》，我做主编，黄旭做副主编，孙汉生先生做责任编辑，在它的第1辑（1998.7）的卷末写有这样一些“告白”的话： 学术在落寞中，《论衡》的冒昧问世并没有带着多少消去一份寂冷的期待。 它对穿透从一开始就自陷其中的世纪之交的困惑没有太大的自信，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坦真的心胸对觅路中的学术的敞开。守住学术的节操是《论衡》的一重执著，它的更大念愿则在于借中西学脉的疏导与贯通而“学以致其道”。 《论衡》不以时尚为务，不作阿世之论。它对时势的关怀出自深切的人文眷注，它由渊默良知的自审而提撕一种赖以立心、立命的形上境界。它自勉于历史的衡鉴，不以当下的毁誉为念，因此，它也当葆任一种清刚、淡泊、从容、大度的论学风致。 但时尚的引力对于功利奔竞中的人们毕竟是太大了，而《论衡》又不愿对可能的方便法门稍有苟且，于是在出版了它的第2辑（1999.3）后就无疾而终了。那时我和黄旭都很遗憾，好在对这个不算太坏的结局我们都有所准备，而出版社从那以后终是同我牵上了一份脱不开的学缘。 三年后，经过不长时间的酝酿，福建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种名为《明日教育论坛》的教育丛刊，由黄旭和张文质联手主编。他们约我为创刊号（2001.3）写一篇祝辞，我带着八年前提出的“生命化教育”的祈想写了《明日教育瞩望》。《瞩望》是富于悲剧感的，其开篇的两句话是：“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在诸多累于外骛的措辞黯然失色后，教育再度返回到人生的亲切处寻找它的原始命意。”很快，《论坛》又出了第2辑（2001.6），这一辑刊登了文质采访我的一篇访谈录――《回归生命化的教育》。从此，“生命化教育”成了这个丛刊的焦点话题，而且往后的每一辑都把我写在《瞩望》篇首的那句话作为题记性的文字引在封面上。我知道，这里有着一种庄重的信赖和期许，它默默地述说着为教育者的天职所提示而不再沾染功利权衡的人间交情。 2006年夏秋之交，我和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王永年先生着手筹建一个面向全国人文学界的人文研究机构，计划中的重要事项之一是创办一份辑刊性质的出版物，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几年前的《论衡》。后来，我们找黄旭商量，问讯这定名为《问道》的文籍可否出版。凭着对学术的敏感和同道学人间的那种相知，他又一次爽朗地应承了下来：《问道》由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适量资助，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任主编，黄旭、王永年任副主编，曾做《论衡》责任编辑的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孙汉生先生担任编委。《问道》的第一辑（2007.7）卷首缀有一个“告白”： 这是一个被夸示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忙不迭的人们在对裂变中的“信息”作财富折算时正被调动起持续亢奋的攫取欲。在牟利的缰绳把“知识”牵给人、又把人牵给“知识”的当下，我们从良知的渊默处开始“问道”。 这里所谓“问道”，即是在中国先哲及西方先哲的启迪下再度返回到人生之原始真切处，探询那对于人说来可以应然相期的虚灵之真际。新的“问道”者的一个执著的信念在于：运思之灵韵犹如艺术之匠心，可认同的精神传承当在永不重复的富于生命个性的创造中。 《问道》相信，“道”敞开着，它息息相通于情态各异的学人的真切生命。为此，《问道》也为自己留住了一份希望，一份即使在某个时刻不免失望却也决不至于绝望的那种希望。 《问道》已出第二辑（2008.9），显然它比《论衡》要幸运得多。的确，“道”敞开着。但愿与此相应，《问道》的命途能够随着“道”之“问”而绵延弥久。 从《论衡》到《问道》，我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学缘淡泊而深挚。这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便是我的《美：眺望虚灵之真际――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读解》（2004.10）一书的出版。同《论衡》、《问道》一样，一部回味德国古典美学的书稿在眼下这个由“泛美”的鼓吹而使美愈来愈沦落为“媚美”的时代，是很难有什么经济效益的，而黄旭先生听说我正在撰著此书时却像是一位老到的收藏家发现了一件难得的珍品那样把它约了去。书是由陈一鸣君作责任编辑的，版式和装帧设计得素朴、大方而别具一格。一鸣从书的自序中摘出了几段话置于封底作为对全书旨趣的提示，其中有两句是：“即使单就审美心灵的陶染而言，也有必要回味德国古典美学乃至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代表的那个‘轴心时代’蕴藉之灵韵，以借着承载美的幽趣的感性性状去眺望一种虚灵之真际”；“但愿从那已见远去的时代借来火种，趁着灵魂尚未失去的热情又一次燃起生命的圣火”。我想，编者借作者的这些话说给读者，不正表达了对某种心灵共鸣的预期么？这点共鸣也许比时风中人们愈益看重的财帛更值得看重些。孔子曾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这里，我愿转用此语，为有了五十年出版历程的福建教育出版社送上一份期待：倘以“天职”为“天命”的一种变通的诠解，福建教育出版社在这已然多少领悟到出版和教育之神圣天职的时节，则正当有更大、更自觉的担待和更可为世人称叹的作为！
【中国历史】奇书《论衡》
东汉著名唯物论思想家王充，自幼聪颖过人，青年时，曾游学洛阳，因家境不富，买不起书，便经常到书市上阅览，王充读书能过目成诵，所以，很快便“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性格鲠直，勇于坚持真理，一生清苦，曾做过小官，但不久去官回到家乡，在家乡一面教书，一面勤奋著作。他以毕生的心血写下了四部哲学巨著：《讥俗》、《政务》、《养生》、《论衡》淇中，《论衡》一书是王充用了30年时间写就的。他为此书题名《论衡》，“衡”是古代对天平的称号，含义是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和学说，都要加以秤量和品评，辨别真伪，权其轻重。书名表明了王充不随世俗、追求真理的精神。 《论衡》共85篇，内容非常丰富，全书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是我国古代唯物论的宝贵遗产，被称为奇书。 189年，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谈吐不同凡响，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他房间寻找，果然在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他不等蔡邕同意，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了，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别让人家知道了。”友人读过此书，也拍案叫绝，连称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