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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列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古时庄列并称，其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囋肤，虎 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列子·说符》 《列子》借用一个12岁的小孩之口，强烈地驳斥了“天之于民厚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天地万物与人共同生存，都是同类的生物。同类中没有贵贱之分，仅仅以身体的大小、智慧和力量互相宰制，依次互相吞食，并不是谁为谁而生存。列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类无贵贱”，主张人源于自然、同于万物，不应以自然的主宰者自称。我们应平等地对待其他物种，并珍惜自然界中的一切，切勿利用人类的强势地位而不计后果地索取。 周宣王文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雕鹗之类，无不柔驯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异类杂居，不相搏噬也。王虑其术终于其身，令毛丘园传之。梁鸯曰：“鸯，贱役也，何术以告尔？惧王之谓隐于尔也，且一言我养虎之法。凡顺之则喜，逆之则怒，此有血气者之性也。然喜怒岂妄发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碎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之，逆也。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顺之使喜也。夫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顺者也，则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故游吾园者，不思高林旷泽；寝吾庭者，不愿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列子·黄帝》 梁鸯所驯的禽兽即便是不同种类的禽兽相处也很和谐，而其奥秘就在“对待禽兽的心既不违逆也不顺从，那么鸟兽对待我，就像对待它们的同类一样了”。列子借梁鸯驯虎的故事告诫人们，要尊重、顺应自然界万物的物性，不违逆自然之道，自然也将与之和谐相处。 《列子》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过多地强调对自然界的索取，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忽视对自然的保护，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且也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马克思就曾明确地告诫过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 在今天，沙漠化、水质恶化、大气污染、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等等，这一切都深刻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是一种人类中心思想导致的恶果，如果这一思想得不到改变，那么，对自然界的保护将不会是彻底的。尽管学界对人类是否能够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有不同看法，但是绝对的人类中心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必须否定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只是自然中的普通一员，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中的其它物种，并珍惜自然界中的一切，不利用人类的强势地位而不计后果地从自然界中索取；人类不仅要合理地利用自然，更重要的是成为自然的保护者。在当前情况下尤其要注意对自然的保护，反对万物皆备于我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读懂《列子》
《列子》一书，过去被认为是魏晋人的伪作，所以很不受学界重视。2010年5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长法《列子（译注）》一书。张长法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列子》不是伪书，古本《列子》虽一度失传，但经后人（东晋的张湛）的搜求和辑录，基本上恢复了列子著作的原貌，反映了列子的主导思想。 一 列子亦名列御寇，战国前期（前422-前359）时人，早于庄子（前369-前286，战国中后期人）近一百年。在《庄子》一书中除有《列御寇》一篇而外，其他篇章十多次引用列子的言行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说明在庄子时代，列子的学说已经在社会上很为流行，亦为庄子所服膺。庄子在引用其他人时多直呼其名，如对孔子称仲尼，而对列子则称“子列子”，可见他对列子的崇敬。《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载：“《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仅从这两点而言，说《列子》一书中与《庄子》相同者，是后人抄袭《庄子》而成的伪作，就是站不住脚的。 列子属于先秦的道家学派，道家的主旨是认为天地万物皆生于道，道在天地万物中无所不在，周行运转，往复不已。关于“道”这个观念，在哲学中究竟是属于唯物还是唯心，见仁见智，各说不同。张长法认为《列子》中的道是一种无形的物质和力量，是属于唯物的，可谓真知灼见的一家之言。 道的观念在道家学说中有时指宇宙物质的本原，有时指事物运动的法则，有时指宇宙万物的同一性，有时指哲学思想的一种境界。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社会动荡，战乱不已，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对社会的看法和解决方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用仁义道德复周礼的方法来匡救时弊，主张有为。道家则认为社会的不安和动乱就是人们有为地提倡仁义道德而变坏了的，所以主张无为，顺其自然，其代表人物为老子。列子是属于道家的，他把道家无为顺其自然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他提出了“有生不生，有化不化”的理论，即有一种东西能产生他物而自己不被产生，能使他物变化而自己却不变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列子?天瑞》）被产生的东西不能不产生，被变化的东西不能不变化，所以事物经常产生变化，从不停止，阴阳交替，四时流转，都是如此。 这种不被他物所生而能产生他物，不被他物变化而能使他物变化独立存在的东西，就是道。表面上看道是无形的，由道而产生的阴阳，由阴阳而产生万物却是有形的，即“有形者生于无形”。（同上）他认为这种有形的事物都是均衡的，“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随生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事物在这里亏损就是在那里增加，在这里成功，就在那里毁坏，生死相接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省悟不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同上）被产生的东西死了，而产生这些东西的产生并未终了，这种生生不息，自生自灭的过程，都是自然的，无目的，这就是天道。人应该无条件地遵从天道，不要想对自然界添加什么，也不要想对自己的人生增加什么，把自己与自然化为一，无为而生，社会就安定了。 二 列子和他的朋友伯高子到老商氏那里去学道，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老师才斜看了他一眼。五年之后，心中更不敢念是非，口更不敢言利害，“夫子始解颜而笑”，老师才对他笑了一笑。到了九年，他的心里什么利害是非都没有了，甚至于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老商氏，朋友是伯高子，外界的一些事物都忘记了，自觉形体已经消散，骨骸血肉与自然融为一体，“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乎？”（《列子?黄帝》）行走随风飘动，如同树叶干壳，不知是风乘着我呢，还是我乘着风呢？ 这就是说人要体认天道，必须达到忘掉自己，忘掉外物，即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争夺、也没有是非、没有忧虑，快快乐乐地像其他生物那样按其自然本性生活。于是他便用各种寓言来阐明他的观点。所谓寓言，乃是自己设定的一些事例，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 例如杞人忧天。杞国有一个人，害怕天崩地溃，自己没有地方安住，整天忧愁得废寝忘食。有一个关心他的人说：“天，积气耳，亡处无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天是气积累而成，你若行动呼吸，就可以整天在天中行走，怎么会崩坏呢？那人又说：那日月星辰，不会掉下来吗？回答说：日月星辰是积气中有光耀者，即使掉下来了也不会砸伤你。那人又说：那么地不会坏吗？回答说，地是土块积成的，四面八方都充塞着土块，你整天在上面踩踏、行走、跳跃和休息，都不会陷下去，有什么忧虑呢？其人听了大喜，便不忧虑了。 这个故事的本意在说明自然界的事物是阴阳二气构成的，人是其中之一，人“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列子?天瑞》）人活着不知死后的事，死后不知活着的事，未来不知过去，过去不知未来，天地之坏或者不坏，非人所知，天地不坏与人同在，天地坏了与人同灭，坏与不坏，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何必忧愁呢？这个故事对人们的启示则是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忧愁自己不应忧愁的事情。 再如愚公移山。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门前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出行要绕很多弯路，于是他决定和儿子们挖掉这两座大山。他老婆说，依你的力量连魁父的小丘都削平不了，哪能挖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而且挖出来的石头往哪里搁呢？儿子们说，投到渤海的后面隐土山的北面。于是他率子孙开始挖山，把土块和石头用簸箕和土筐运到渤海后面。邻居寡妇的遗腹子也来帮忙，寒来暑往，一年才走一回。河曲智叟看了嘲笑愚公说：以你这样年老力衰，连山上的毛草也毁不掉，怎能挖掉这两座山呢？愚公听了之后，叹息说：你太顽固了，还不如一个寡妇和孩子，我虽然年老了，我死了有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列子?汤问》）河曲智叟无言以对。管理山林的“操蛇之神”听到之后，害怕北山愚公挖山不止，便告诉了天帝，天帝感念愚公之诚，便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把太行王屋两山背走，放在朔州东部和雍州南部。 这个故事的本意在说明，山河大地都是均衡的，不能互相更移。愚公若把土石倒在渤海里，山河就失去了均衡，所以天帝命人把两山搬走，放在朔州和雍州。这个故事给人们的启示则是，凡事只要有恒心，坚持不懈，总能成功。 又如杨朱过宋。杨朱路过宋国，住在一家旅店里，店主人有两个小妾，一个长得很美，一个长得很丑，丑的尊贵，美的低贱。杨朱问这是什么原因，店主人说：美者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丑者自以为丑，我不觉得她丑。杨朱说：“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列子?黄帝》）行为贤良的人要去掉自以为贤良之心，到哪里不会得到人们的爱戴呢？道家是主张人要虚己，以柔弱胜刚强。用消极的方法而取得积极的效果。“欲刚则必柔以守之，欲强则必以弱守之。”这个丑妾就是以自己甘居柔弱地位而得到主人的宠爱的。 其他如多歧亡羊，说一个人丢了一只羊，派很多人去找，没找回来，因为 “多歧路”，岔路太多，岔路上又有岔路，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去找？ “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列子?说符》）是说学贵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夸父追日，告诫人们不要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两小儿辩日，在于说明即圣如孔子，也有智不及小儿之处者。（《列子?汤问》）扁鹊换心，是说扁鹊给两个病人互换了心，这两个人回家都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是说明心是人的主宰，心换了，人们的精神实质也就变了。（《列子?汤问》） 三 其次关于名实问题。有实在事物，必有其名称。凡物皆有名，无无名之物。名在人方面，则有名分、名声、名誉等内容。先秦诸子在名实方面各有主张，孔子主张正名，名称名分要和实际相符，道家从老子、列子、庄子都和儒家相反。列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实在的东西没有名声，有名声的东西没有实在，名声都是假的。“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享祚百年，伯夷叔齐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山，实伪之辩，此其省也。”尧假装把天下让给许由，舜假装把天下让给善卷，使自己长享天下，而伯夷叔齐真以孤竹君相让，国家灭亡，饿死在首阳山，真实和虚伪的辨别不是很清楚吗？由此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非、善恶，有的只是生和死。人活着虽有贤愚和贵贱之分，但死了都化为腐朽是一样的。“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尧舜和桀纣死了都化为腐骨，谁知道他们的区别呢？所以人应当追求现世的快乐。何必考虑死后的事呢。这乃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从人死相同而推向人生有为而无意义，所以他很欣赏杨朱的“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主张。他说：“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表面看来很有道理，我不为别人拔一毛，我也不取别人一毛，人人只关心自己，没有争夺，天下不是就大治了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人要结成群体社会，才能生活，人我之间的利害，很难分得细微到一毛那样清楚，要不是大禹舍己为人，一身偏枯，进行治水，能有这样的中华大地供人们居住吗？这都是用虚构的历史（尧让许由，舜让善卷，伯成子高隐居）颠倒名实和因果关系，来为自己的无为作注脚。 思想家有时提出一种主张，在某一方面很有道理，若将这一主张推向极端往往就自相矛盾了。例如关于生死问题，齐景公游于牛山，面对大好河山，很感慨地说：“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若自古没有死，我还能离开这个国家到什么地方去呢？晏子回答说：“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如果让贤人永远掌握这个国家，那么姜太公、齐桓公也就会永远掌管它，若没有生死，那将永远轮不到你来做君主，你恐怕只有做农夫了。正因为历代君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才轮到您呀！这个话说得多好，有生有死，乃是常理，要人们正确对待生死，不要把死亡看得太重。但是他接着又说，魏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毫无忧伤，管家问他，您最宠爱儿子，天下少有，现在儿子死了，您却没有一点忧愁，是何道理？东门吴说，我过去没有儿子，那时我不忧愁，“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列子?力命》）现在儿子死了，如同过去没有儿子一样，我为什么忧愁呢？这就大错特错了。谁的儿子死了，作父母的不忧伤吗？因为他是年轻人的夭折，还没有走到人生的终点。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不像自然界木石花草那样，自生自长、自开自落、自生自灭，完全处于无意识无为状态。 从严格意义上讲，人必须是有为的，才能生存，因为人不是动物，动物只能食用自然界给它现成的东西，人必须自己给自己创造食物，所以人必须结成社会，以积极的态度，不断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而努力，这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人道与天道的不同。 由于他们把道看得过分神秘，说得了道的人是至人，“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潜入水中不会窒息，投入火中不会烧伤，腾空行走也不恐惧，在《庄子》中称为真人。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下到水里不沾湿，进入火中不热。还说东海中有五座神山岱舆、圆峤、方壶、瀛洲、蓬莱，住着一些仙人，他们“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列子?黄帝》），皆不老不死。这就为后来道教称人自我修行可长生不老成仙，方士们诡称东海神山上，有长生不死之药的滥觞。 张长法上世纪50年代就学于南开大学，和我是同校校友，今有幸得其《列子（译注）》，粗读之后，略以一得之愚，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