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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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三改《天演论》 体现其微妙心态变化
《天演论》的三次改订，可能的确提升了翻译质量，力争达到严复本人所倡导的“信达雅”的因素在里边。但这三次改订的文本细节，又能够让人明确感受到，译著者本人的微妙心态与心理变化，并非一如标签化的“天演学家”那般义正词严、不可动摇。 严复（1854—1921）译著《天演论》，成书于戊戌变法之际；1898年当年就有过两次不同版本的出版。一是在1898年6月，由湖北沔阳慎始基斋根据严复改订的样本刊行，分上下两卷，刻本一册。慎始基斋本内容较完备，刻板印制效果颇佳。这个版本是在充分听取了吴汝纶、梁启超等的修改意见之后，在《国闻报》已经连载了部分译本内容之后，经由严复在原稿上第一次改订而成的。二是在1898年12月，又出版了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此为严复自己出资刻印，在原稿基础之上，又经过第二次改订,校印质量更佳。虽然离“慎始基斋本”出版只有半年时间，但“嗜奇精舍本”还是有新的改订；而且与先前只在友人文士间“内部流通”不同，这一版本算是公开发售、大力推广过的。 “慎始基斋本”与“嗜奇精舍本”，这两个版本，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天演论》早期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天演论》，曾流行一时,对当时士大夫阶层中鼓吹变法的风潮，有着相当重要的推动力与影响力。但后世读者通常读到的，最为通行的版本，却不是上述这两个早期版本，而是再次经过删改的两个后期版本。一是1901年富文书局石印本，即“富文本”；二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即“商务版”。这两个版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致的，都是严复据原稿第三次改订之后的产物。 事实上，在书前的“例言”部分，曾有过一整段文字，只读过“商务版”《天演论》的读者，是没有读到过的。通过早期版本，我们可以“复原”出这段话来：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实际上，这段文字的删节过程，从1898年到1905年，可以看作是严复个人的一段坎坷历程之缩影。这一历程，就正是严复从慷慨激昂、鼓吹变法的志士，到黯然离场、埋头学术的学者之转变过程。 原来，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捕就义，而康有为、梁启超等早已接到密报，在此之前数日已离京逃亡而去。当时，严复还在北京“待诏”，但接到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密示，也意识到事态严重，还是不得不秘密离京，返回了天津。在这种情势之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1898年12月在严复故乡福州印制的《天演论》“例言”中，会悄无声息地删去“新会梁任公”之名了罢。此举无非是为了“避祸”，在当时的危急情势之下，是没有人再敢于谈论与变法相关的任何人物与事件的。本就侥幸躲过一劫的严复，不可能不知道大清国的文字狱之惨烈，不可能再在这个节骨眼上招惹“文祸”上身。 《天演论》的三次改订，可能的确提升了翻译质量，力争达到严复本人所倡导的“信达雅”的因素在里边。但这三次改订的文本细节，又能够让人明确感受到，译著者本人的微妙心态与心理变化，并非一如标签化的“天演学家”那般义正词严、不可动摇。二十世纪初波诡云谲的时代潮痕，在这个被梁启超赞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身上，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进退得失的权衡之迹。
《天演论》推动改革的理论译著
编者按：4月24日，李克强同志在考察严复故居时提到，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还提到插队时读过《天演论》。在严复的译著中，《天演论》被视为各著之首，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本文试对此做出分析，供读者参考。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上，严复在译介西方理论学说方面可谓成就卓著，毛泽东以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对他的这一贡献交口称赞。 严译《天演论》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相当程度上缘于严复把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同中国现实紧密结合了起来，或者说，在于严复将外国的思想译述和改造为一种能够服务于当时中国需要的理论。众所周知，《天演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进化论的译著，它通过自然科学的诸多事实，阐明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然而对比赫胥黎的原作与严复的译作，我们便可发现，原作本身与中国现实几无关联，但是经过严复的改造、取舍和依据现实的“取便发挥”后，《天演论》俨然成为了一部指导中国现实改革的理论著作。严复是在甲午战败的巨大阴影下着手翻译《天演论》的，他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就是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和士大夫抱残守缺、愚昧无知、不愿改革的这种客观现实，强调进化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所有国家都如此，“虽圣人无所为力”的“运会”。唯其如此，国人不应再因循保守、夜郎自大，自以为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就不会亡国灭种；唯有紧跟时代、学习新知、团结奋进，方可“与天争胜”，使国种永存而不坠。 这样，《天演论》便以深邃的思想和爱国的激情，给患难的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和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立即给当时处在“学问饥荒”中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派人士，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激起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这正如时人所言：“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然而《天演论》的影响并不止此。国人通过读《天演论》，还获得了一种观察事物和指导日常行动的方法、观念和态度。《天演论》赋予人们一种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等万事万物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新的发奋自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其后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天演论》出版后的数十年间，类如“自强”“自立”“自主”“自存”以及“争存”“演存”“进化”“物竞”等语词盛行不衰。据曹聚仁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那是从‘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的世代，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这是《天演论》独创贡献之所在，亦是此书能够风行长久、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原因。 严复在《天演论》出版一年后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虽显自大，但之后的事实却证实了他的这个说法。当严复日渐为历史的大潮所湮没的时候，《天演论》仍在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