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 Yuan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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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蔡元培故居 聽名家講"傳奇"
剛剛過去的周日下午，雖然天氣炎熱，但數十位讀者准時趕到位於東城區東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圍繞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馬勇教授的身邊，聽他講述這座小院的主人曾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寫下的輝煌篇章。這是由“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推出的“品閱書香·名家大講堂之名家帶你逛北京”系列主題活動之一，之前的“走進李大釗故居”和“行走文化香山”都受到讀者朋友的熱烈響應和廣泛好評。 “來到這裡，可能很多朋友心裡都會有個疑問：蔡元培當時不是擔任北大校長嗎？他住在這兒離北大多遠啊，每天可怎麼去上班呢？莫非還得給他配個專車？所以我得先澄清一下人們普遍存在的誤解，要知道，那個時候的北京大學可並不是在現在的位置，而是在位於沙灘的那片紅樓，從東堂子胡同到沙灘，那可就相當近了。”馬勇教授就是以這樣生動有趣、邏輯清晰、信息含量豐富的講解，讓這位存在於歷史資料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地來到大家面前。 現在人們一提起蔡元培，最先想到的頭銜就是“北大校長”，其實蔡元培擔任校長的時間並不長，而且在他之前，北大已經有過嚴復、章士釗（由馬良代理）、胡仁源等幾任有名望又有資歷的校長，為什麼人們對他的印象最深呢？馬勇教授說，這是因為蔡元培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將現代高校教育模式引進了中國，堪稱“中國大學之父”。“在蔡元培之前，北大還是科舉官僚體制下的舊有模式，不像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蔡元培則秉承‘學校是要養成人才，讓他將來進社會做事’的先進教育思想，同時引入選修與必修的概念，使當時中國的大學教育不再是所謂的‘干部進修班’，而成了真正意義上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 不僅是在教育上，在中國革命史上蔡元培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像五四運動之類大事件，都和這所院子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據馬勇教授介紹，蔡元培是在1917年住進這處宅院的。1918年11月，“一戰”剛剛結束，學生們在天安門前組織集會慶祝，蔡元培在那次集會上發表了題為《勞工神聖》的演講。1919年5月4日，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爆發，身為校長的蔡元培在得知學生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進行營救，經過一系列努力，5月7日上午，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他率領全體教職工前往迎接。“這些重要的演講都是在這裡撰寫的，營救行動也是在這裡和朋友們一起籌劃的。”在蔡元培先生的故居內聽到這些激動人心的故事，幾位讀者代表表示，不僅增長了知識，對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據“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的工作人員介紹，參與活動者是通過微信公眾號招募而來，全程都是免費參與。除現場活動之外，他們事先還在公眾號中推薦了相關書目，如馬勇的《新知識背后》、《近代中國讀書人》和彭明的《五四運動史》、丁守和的《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傳播》、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高平叔的《蔡元培年譜長編》、周天度的《蔡元培傳》、陳晨的《蔡元培軼事1868-1940》等，還在每本書下面都貼心地備注了可以借閱此書的地點及借閱號碼。“這些做法就是為了讓類似閱讀活動不走過場，而是能夠真正起到調動社會大眾的閱讀熱情、從而推動全民閱讀的作用。” “品閱書香·名家大講堂之名家帶你逛北京”系列活動是“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今年發起的“閱讀＋我”行動計劃的一部分，該活動重點由國內社科類閱讀相關機構發起和組織，通過“閱讀＋行走”的方式，由知名學者帶領普通讀者游覽北京歷史名勝古跡、名人故居，從而深入了解北京歷史，促進人們對社科閱讀的了解，讓大眾共享閱讀之美。譬如上個月組織的“行走文化香山”，就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領隊暢游雙清別墅、香山書院、碧雲寺等名勝古跡，並通過講解與座談，帶領讀者朋友們深入挖掘名勝背后的文化底蘊。正如“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所主張的理念之一：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廣義上的閱讀不僅僅是埋頭書本，其實每天對世界的觀察學習、閱人閱事，都是在閱讀和學習
蔡元培的读书之道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著述颇丰，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曾担任民国时期的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其中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其教育思想至今仍被北大奉为圭臬。 蔡元培从十余岁起开始读书，中间除大病及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书。他将自己的读书方法总结为四字诀：“宏、约、深、美”。“宏”，是指知识结构要博大宏伟，兼收并蓄，了解各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融会贯通，以打下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蔡元培当过翰林，国学功底深厚，又多次留学德国、法国，学贯中西，广泛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约”，指由博到约，精于一门。蔡元培博于各科，最后“约”于教育，他广泛搜集、阅读各种教育书刊，研究各国教育制度和学校课程，指导中国教育改革。“深”，指精通、发展、创造，在“约”的前提下重点突破，究本穷源，有所发现。在教育改革中，蔡元培批判了封建教育的忠君思想，为把国民培养成健全的人格，提出在学校应实行国民教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育”并举、谐调发展的方针。“美”，是指一种最高精神境界。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大胆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在治校中他的思想、道德、文章与事业逐渐进入“美”的境界。 由于受大家庭传统的影响，蔡元培从小对经学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身体力行的意志，他割臂疗母的事广被世人敬仰。1885年，蔡元培17岁，素有胃病的母亲病情加剧。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非常孝敬，但终不见效果。这时，蔡元培仿效古人的做法，毫不犹豫地从左臂上割下一块肉，和在汤药中给母亲服用，以求母亲消病延年。割臂和药救母，当然是迷信的，但这是他践行伦理的表现。后来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从孔孟老庄至晦庵象山，一一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总结，把抽象的史写成具体可感的人，这样我们在读本书的时候，便能更好地将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也能见历史于其人之思想之中，更好地把握人与史的关系。其实，《中国伦理学史》这样的鸿篇巨制正是他的读书四法“宏、约、深、美”的运用和实践。 蔡元培不是只知道读书的儒生，他在五四后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创了北大“读书”与“救国”并重的传统。“读书”与“救国”看似并置兼重，但在蔡元培的思路中无疑有所侧重：如果说五四前他更看重上句的话，那么，五四后他显然更强调下半句———这种认知可说此后持之以奉终生，“救国”与“读书”一直是北大精神的两根主线。 1872年，刚刚五岁的蔡元培就受教于塾师，以后的日子里，蔡元培以他超强的求知欲先后学习了八股文，阅读了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基本建立。1890年，蔡元培考中贡士，1892年，进京补试殿试，此后又经过朝考，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他再次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正当他踌躇满志打算一展抱负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使得蔡元培重新思考问题，他开始接触新学，他的治学重心也渐渐偏离了经史辞章，而对新学新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当时，蔡元培看透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1898年9月，而立之年的他毅然弃官南下，回到绍兴老家，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蔡元培作为一代大师，成绩斐然，但他也是个极谦虚且善于自省的人，晚年时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提到自己读书不得法，首先是自己读书不专心，浅尝辄止，没有下深功夫去研究；其次是不能勤笔，因为追求读书速度，没有花时间把这些材料摘抄在笔记本上，结果到了要用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蔡元培的总结，对于他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读书不得法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蔡元培四十岁以后开始学德文和法文，然而因为掌握单词量偏少，语法不过关，读书全是生吞活剥，因此一直不能用德文或法文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场短期的演说。他在德国进大学听讲时，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等，统统去听，同时相关的参考书也是乱读一通，这样虽然最后以美学和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终因功夫不够，因此想翻译一本美学、想编一本比较民族学都没有成功。 当今天下读书人可谓多矣，能达到蔡元培那样高度的仍然是凤毛麟角，但蔡元培先生对于读书的经验、教训和读书与救国并重的思想，对我们仍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