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秧歌戏

秧歌的表演多在行进中或在广场，秧歌队行进在一个较宽敞的广场时，原地围起一个“场子”，围好后，有的秧歌队会在场子中间由两三个演员表演一些具有简单情节、诙谐幽默的小段子，久之“秧歌戏”诞生了。 秧歌成为戏曲，很受山西百姓的欢迎，在山西遍地开花，而且一些地方早就有了专业剧团，至今还是山西境内流行的主要剧种。在20世纪80年代编纂的《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中，收录了秧歌戏和与秧歌有关的剧种15种：朔县大秧歌、广灵大秧歌、繁峙大秧歌、泽州秧歌、汾孝秧歌、介休干调秧歌、壶关秧歌、翼城秧歌、襄武秧歌、祁太秧歌、太原秧歌、沁源秧歌、左权小花戏、河曲二人台、凤台小戏。在上世纪90年代初编纂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中，编收了秧歌戏和与秧歌有关的剧种12种：晋北大秧歌、晋中秧歌、襄武秧歌、沁源秧歌、西火秧歌、壶关秧歌、泽州秧歌、平腔秧歌、汾孝秧歌、河津小花戏、左权小花戏、二人台。 在《清代竹枝词》中有这样两句诗：早春戏馆换新腔，半杂秧歌侑客觞。这表明在乾隆时的戏馆中，已有了秧歌腔。但这两句诗仍不能说明戏馆中的“新腔“是有了秧歌戏，还是在戏中“杂”用了秧歌的腔调。 关于山西秧歌成戏，从志书记载看，河曲县五花城乡大念墕村的龙王庙戏台同治八年(1869)的题壁中“阳歌盛事”是较早对秧歌戏的记载，其中“小寡妇上坟”是20世纪初仍在省内各地流行的民歌小调。 在长治县柳林乡寺庄村同治四年(1865)立的石碑“奉官禁止演唱秧歌”，一定是秧歌的内容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或道德标准，“有伤风化”，才予禁止。从秧歌中现在仍能够知道的“粉段子”和后来一些地方“禁秧歌”的条文看，当时所禁的秧歌是有情节的小戏。 由此可见，在同治年间，山西的秧歌已经成戏并已有专业演出了。之后，对于秧歌戏的记载多了起来，记录的剧目也多了起来，如清徐县尧城大队舞台题壁记有光绪二十一年(1896)的演出和剧目：五月初七日，祁太德盛社，首日，《吃油馍》《采茶》；午，《换碗》《求妻》；晚，《翠屏山》《大观灯》《大算命》《卖豆腐》。秧歌成戏后继承了小而短的传统。小是指角色小、演员少。小生、小旦，最多再加个小丑即可成一段戏，因此多被人称作“三小戏”。短是戏短，秧歌戏没有成本连台的“大戏”，多是反映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生活“小戏”。当然秧歌戏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如演的多是当时的“现代戏”，演出服装、道具简单，机动灵活，唱腔是地方小调，道白用地方方言，语言风趣幽默、贴近生活等。 秧歌成戏后唱腔逐渐朝着“戏曲化”的方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秧歌戏的唱腔体式已有四种。 一是保留早期秧歌民歌小调形态。唱腔仍是以民歌小调为主，演出小戏一剧一曲，剧名即曲名。这种秧歌戏虽然保留了民歌小调的形态，但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吸收了较多的“曲子”(主要是“明清俗曲”)和其他地域流行的唱调，曲调逐渐丰富。这类秧歌戏以晋中秧歌为代表。 二是将传统的秧歌小调简单化，成为以上、下两句无限反复的唱腔。唱腔只有一种或两三种，以唱词的字数作为唱腔的基本结构和唱调。这类秧歌戏有泽州秧歌、平腔秧歌和汾孝秧歌。 三是以传统的一首或几首秧歌小调为基本曲调，将唱腔的曲调板式化。虽然唱腔是以“板式”称谓的，但唱腔中仍保留着“四句秧歌”唱调的基因。这类秧歌戏以晋东南的襄武秧歌为代表。 四是虽然尚保留有传统一剧一曲的曲调，但在发展中不仅使自己的曲牌体唱腔板式化，而且把梆子戏中各种板类的板式完整地吸收进来，与原有的曲调同用于一剧中。这类秧歌戏以晋北大秧歌为代表(包括朔州大秧歌、繁峙秧歌、广灵秧歌)。 秧歌戏的乐队早期都是以打击乐器为主，全省大多称为“干板腔”或“干板秧歌”，在不断的发展中，各地秧歌戏才逐渐有了管弦乐器的伴奏，使用乐器大多是当地梆子戏、其他戏或民间乐队常用的乐器。 早期秧歌的表演形式有“唱”“扮”和“演”。正是由于秧歌的多样的表演形式，才使得秧歌成为“歌”、成为“舞”、成为“戏”的民间艺术形式，成为了山西人民喜爱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艺术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