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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Rules of Discipline and Eight Points for Attention
On October 10th, 1947, Mao Zedong drafted On the Reissue of the Three Rules of Discipline and Eight Points of Attention: Instructions for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that point on, the unified version of the “Three Rules of Discipline and Eight Points of Attention” became the universal rule acros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s a code of conduct practiced by the PLA, this unified version embodies the nature and aim of the People’s Army. It also unified the disciplinary rules of the entire army and enhanced the soldiers’ moral virtues to make sure they conduct themselves appropriately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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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视改作风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未能实现人们的预期,反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党中央经过调研发现,干部作风是加剧困难的重要原因。为此,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在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求胡乔木借鉴红军的历史经验,尽快起草一个在新形势下普遍适用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稿。实际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指出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两条现在“普遍适用”。    1961年1月8日,毛泽东批示将胡乔木所拟稿子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讨论。1月9日,他又亲自参与讨论,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他语调沉重地说,可是现在我们的有些党员干部却自以为是,不听中央的统一指挥……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现在我们要制定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大家对照着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与群众一起把生产和生活搞好。他还指出,草案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要从正面谈问题。毛泽东的讲话和意见引起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支持制定“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提出修改意见。当年5至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各地上报意见,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并正式写进“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贯彻实行。    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又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修正。最终确定的三大纪律是:(1)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2)实行民主集中制;(3)如实反映情况。八项注意是:(1)关心群众生活;(2)参加集体劳动;(3)以平等态度待人;(4)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5)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6)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按照实际情况办事;(8)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当时的干部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访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起源地井冈山

纪律,革命胜利的法宝,管党治党的标尺。 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宣布了“三项纪律”,次年又在遂川宣布了“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我们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纪律为保障,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一往无前,取得辉煌胜利。 如今,战火硝烟已远去,复兴征程再出发。面对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特别是管党治党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党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坚定地把纪律挺在前面。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从井冈山到全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决胜全面小康时期,我们党一直把纪律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也就成为我们党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传家宝。 “毛主席上井冈山,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 我们党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在江西荆竹山,有一个叫作“雷打石”的地方。“这里就是当年毛主席立规矩的地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毛秉华对记者说,“毛主席上井冈山,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的部队向井冈山挺进。 当时,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学生、俘虏,还有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不良作风,加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少数士兵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不时发生。 在向井冈山转移时,部队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又遭遇反动地主武装的突袭,战士们又累又饿,后来有战士发现了一块红薯地,大家便一拥而上,挖起红薯就吞吃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严肃批评了大家。最终,红军给红薯地的主人留下了一张道歉的纸条和一些钱,作为赔偿。 拿几个红薯看似小事,但体现的是一支队伍的纪律性。革命队伍不是旧军队,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利益呢?一路上,毛泽东从这件事情联想到,部队若要在井冈山“安家”,与当地群众和地方队伍打成一片,就必须严明纪律。 10月24日,秋高气爽。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准备向井冈山中心进发的数百名工农革命军战士讲话,要求大家与山上的群众和队伍搞好关系,随后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3句话,看似朴实无华,但解决的却是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大问题。这使工农革命军区别于传统的旧军队,树立了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 后来,针对队伍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在遂川县李家坪又颁布了“六项注意”,后规范为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一块写有“六项注意”的包袱布。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只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标志之一。实际上,我们党自创立起,纪律就写在我们旗帜上,刻在广大党员心中。比如,一大党纲强调了保密纪律,二大党章对组织纪律、宣传纪律、财经纪律和党员从业纪律作了规定,五大党章细化了违纪处分规定及审查程序……包括以前的西柏坡“六曰”,现在的“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纪律”等,无不体现出我们党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毛秉华说:“这些纪律体现了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正是有了铁的纪律作保证,我们党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一个个困难,渡过一个个难关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一个个胜利。” “纪律是战斗力,更是民心”—— 严守纪律是凝聚队伍、团结群众的有力之举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革命烈士余贲民的照片。余贲民是红军的“管家”,当年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条、金砖、金戒指等,都由他亲自保管。在他快结婚时,岳母要他送枚戒指给女儿,他断然回答:“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但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 别说是贵重的戒指、金条,就是几只鸭子也不能乱动。红军烈士袁文才的孙子袁建芳告诉记者,当年,爷爷袁文才的特务连有几个战士在野外捉到几只鸭子,私下杀掉吃了,爷爷知道后,立即召开全连大会,严厉批评了那几个战士,还责成连长亲自带这几个战士向丢鸭子的农民赔礼道歉,并按价赔偿。 纪律,其生命力就在于严格遵守和执行。 作为红四军的创始人,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都是带头严守纪律的典范。一天,毛泽东把一件新棉衣送给房东谢槐福,谢槐福挑了一担木炭送到毛泽东房里,以示感谢,毛泽东推辞不掉,硬是付了木炭钱。朱德向林大娘借了把陶壶烧水,结果壶被他打坏了,他就主动用自己的伙食费赔偿。 严守纪律,换来的是凝聚力和战斗力。1928年8月,毛泽东率罗荣桓的1个营在通过桂东县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打散,第二天集合时,只少了1个担架兵,后来回到井冈山发现这名士兵已回来了。“一个营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靠的就是纪律。”毛秉华感叹道。 严守纪律,赢得的是民心。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肖邮华说,当时,有群众感慨红军与所到之处便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的反动武装大不相同,打心眼儿里喜欢这支队伍,于是便捞鱼慰劳红军。而当年捞鱼的渔网,就陈列在博物馆里。 肖邮华说,当年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受够了地主武装和反动军阀的苦,被红军严明的纪律感动,感到这才是咱们自己的部队,于是便踊跃参军,跟着毛委员干革命。据了解,当年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仅湖南沙田就有近百名青壮年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在井冈山,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支纪律严明队伍的赞许。 红军烈士王佐的重孙王华文说:“战士们把这些纪律刷在墙上、写在包袱布上,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执行到哪里。” 后来,这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队伍解放了大上海,为不惊扰市民,全体战士露宿街头,这一举动震惊了全国,也感动了世界。 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道:“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贪污受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杜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力。” “纪律是战斗力,更是民心。”肖邮华说,“现在我们抓全党的纪律,抓反腐败,抓纠治‘四风’,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确,以严明的纪律管好党治好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能纯洁党的队伍,厚植党的执政之基。 “继续用好纪律这个红标尺”—— 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石金龙,一名垦殖场退休职工,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曾志同志的孙子。 “奶奶是位老红军,一生忠诚于党,严守纪律。”石金龙说,他曾求奶奶给安排一份满意的工作,没想到奶奶竟拒绝了,后来他想由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当初不太理解,对奶奶这样的国家干部来说,安排个好工作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她没答应。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是不爱我们,而是希望子孙们都能继承她们这代人的好作风,把井冈山的好传统往下传。”石金龙说。 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作为共产党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红色基因,在代代传承。 就在记者采访前几天,在井冈山革命老区所在的江西省吉安市,市纪委通报了4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6名党员干部受到纪律处分。 “这些人违反了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吉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廖宏说,“井冈山时期,我们的队伍讲究不拿群众的东西,一切要归公,这些纪律传承下来,就发展成我们今天的‘六项纪律’。我们要继续用好纪律这个红标尺,对违反这些纪律的行为严肃查处。” 对此,吉安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立规矩,压责任,出台党风廉政建设约谈制度和巡回督导工作制度,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好抓纪律的责任;严执纪,强震慑,今年前5个月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86人,其中查办一把手违纪问题19件,同比增长72.7%,在严格执纪的震慑下,当地干部主动上缴违规收受的“红包”72万元。 吉安,只是我们加强纪律建设的一个缩影。无论哪个时期,我们党都牢牢把纪律抓在手里,把纪律严明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断发扬光大。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纪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认识到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背后,实质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必须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修订《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探索实践“四种形态”……一步步坚实的步伐不断迈出,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相互促进,为的是引导党员、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严守纪律底线,实现标本兼治,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纪律,正在愈发显示出权威性和震慑力。仅2015年,全国就有33.6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4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值得注意的是,有54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违纪问题。一个个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正是我们党坚持挺纪在前、推进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坚定决心。 来路当忆,前路可期。 井冈山立起的纪律,犹如我们党播下的一颗种子,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在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党的肌体健康、国家的全面小康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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